幕末

西力东渐与开国(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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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力东渐与开国(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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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日本锁国体制的崩溃,幕府独裁统治日趋动摇。幕府原本一直架空天皇,对各藩、尤其是“外样”大名则加以限制,以防尾大不掉。然“黑船事件”之后,束手无策的幕府竟破天荒地向天皇及诸大名征询对策,企图借助天皇“神威”摆脱困境,并调整与诸藩的关系以获得实力派大名的协助。从此天皇与雄藩得到了干预国政的权力。

1858年起,围绕将军继嗣问题,雄藩改革派与幕府保守派之间的斗争也日渐激烈。改革派(亦称一桥派)以主张限制幕府独裁实行强藩和议制的越前藩主松平庆永、萨摩藩主岛津齐彬为首,以才智、年龄为理由,推选一桥家的德川庆喜(1837-1913,原为水户藩藩主德川齐昭之子,过继给一桥家)。保守派(亦称南纪派)以维护幕府独裁的谱代大名彦根藩藩主井伊直弼为首,主张按血缘关系,推选年方十二岁的纪伊藩藩主德川庆福(1846-1866)。

这时,业经议定的《日美修好通商条约》也遭到了改革派的反对。两派就“将军继嗣”和“条约批准”问题,不约而同想得到天皇的支持。于是在外来压力下,“尊皇攘夷”势力崭露头角,日后逐步演变成倒幕的一面大旗。

1858年4月,保守派为维护幕府统治,由井伊直弼出任幕府大老,并于6月19日不待“敕许”,断然签订了《日美友好通商条约》。6月25日又宣布德川庆福为将军继承人。并以将军名义勒令水户、尾张、越前三藩藩主隐退。

“一桥派”指责幕府专权,“违敕”签约、迫害三家,策动公卿以天皇名义下密诏给水户等藩,企图推翻井伊直弼的统治,将政权移交德川齐昭父子。井伊直弼对此采取了高压手段,于9月初开始大肆搜捕,首先逮捕了尊攘派著名领袖梅田云浜、吉田松阴等人,兴起了“安政大狱”。次年,梅田云滨死于狱中,吉田松阴、桥本左内、赖三树三郎等被斩,水户藩家老安岛带刀等四人被迫切腹或问死,四名皇家公卿被勒令“辞官”或“落饰”(出家)。遭迫害者近百人,其中1/4遇害。

安政大狱之后,尽管皇室公卿和藩主鼓吹“公武合体”,许多尊攘志士充分认识了幕府的反动与诸侯大名的无用,开始萌生倒幕维新思想。正如吉田松阴在狱中所写的《草莽崛起论》中所阐述的那样:“今日之幕府、诸侯皆已为醉人,无扶持之术,非草莽崛起之人无所望矣。”

面对井伊的高压政策,在京都的萨、长、土、越前和水户的藩士,经过多次秘密磋商,决定督促萨摩藩主率兵东上,改造幕府,实行攘夷;同时制定暗杀大老井伊直弼的计划。1860年3月3日黎明前,江户城雨雪霏霏,在爱宕山上集合起来的18名志士——水户藩士17人和萨摩藩士1人,于上午8时以城楼的鼓声为信号,利用井伊为庆贺上巳佳节而坐轿登城的机会,在樱田门外,成功地袭击了由60名武装卫队护卫的井伊直弼,砍下了这个幕府大老的首级。史称“樱田门事件”。暗杀志士自称“草莽”,在其随身携带的《斩奸旨趣书》中痛斥井伊罪大恶极,“其中犹以对于外虏,为其凶猛之虚声恫吓所惊恐,酿成神州之大害”,并“玷污国体,使圣虑烦恼,又违背敕意,横生奸计,实可谓天下之大罪人”。同时强调他们“与官方(幕府)毫无敌对之意,……无论依法受何种处置,均无怨恨”。

由此可见,此次有组织的暗杀活动,仅是所谓的“清君侧”,不具有反幕色彩。但它是草莽志士从“安政大狱”的血泊中崛起的重要转折点。值得一书的是,此次暗杀活动得到一位名叫樱冈的豪农的支持。从此以后,各地志士不论藩属,只问信仰,云集长州、土佐,联合豪农豪商与朝廷公卿,积极开展尊王攘夷运动。

根据《日美修好通商条约》,1859年起开港。日本对外贸易随之激增,生丝、蚕卵纸、茶、水油、海产品大量出口,其中生丝居首位,占总输出额的50%-80%,其次是茶,占总额的7%-20%。随着需求量的大增,日本制丝业和制茶业取得了明显进步。制丝工场手工业在信州、上州、甲州等地快速发展起来。由于生产技术及规模的变革,丝、茶产量大幅提高,新兴的农村商人活动活跃,给幕末农村经济带来了勃勃生机。

但另一方面,日本封建社会制度在开国的打击下,面临解体的全面危机。由于日本的关税权为外人操纵,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品大批向日本倾销,而日本的农产品等原料源源流往国外。开港后的1860至1867年,日本对外贸易输出额增加2.5倍,输入额却增加13倍。日本民族工业的发展受到严重阻碍,成了西方列强的商品倾销市场和原料供应地。大量西方质优价廉商品的涌入,沉重打击了日本国内产业。而生丝的大量出口,造成国内供应短缺,丝价暴涨,丝织业萎缩。

由于条约认可洋银在日本的自由流通,西方商人和使馆人员就利用日本金银比价远低于国际牌价,用墨西哥银元套购日本黄金,攫取巨利。幕府为限制外国水兵兑换日本银币套购黄金,便规定每人每天兑换的数量。于是水兵们开具假名单,随意捏造名字以便多换。就这样,开港贸易仅半年,日本黄金外流了一百万两。再加上幕府改铸劣质货币,大量发行不兑换纸币,导致日本物价飞涨,整个经济陷入一片混乱。

经济的破坏,造成了包括下级武士在内的人民生活的恶化。农民起义次数剧增,1860年发生43起,1865年~1867年平均每年发生55.3起,均远远超过了天保年间(1830~1843)32.5起的纪录。城市贫民暴动的次数也显著增加,主要表现为反对藩主和投机商人的“米骚动”。下级武士本属幕藩体制的特权阶级,也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逐步分化,趋向没落。随着商品经济的发达,形成了新兴的社会阶层——豪农豪商。该阶层一经诞生,就具有对封建制度的反抗性和依附性的双重性格。在内外矛盾日益加剧的情形下,萨、长、土、肥和水户等强藩大名与幕府的矛盾进一步深化。大名们反对专制,要求参与幕政。幕藩体制在内外交困之下分崩离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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