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岁的一桥庆喜，在成为德川将军的前一年，也就是1865年，解决了一件日本幕末最大的危机，这事件比黑船来了的冲击还要大。英、法、美、荷9艘军舰组成联合舰队，突然驶进了大坂湾兵库沿岸。四个西方列强，对江户幕府提出了十分强硬的要求，如果不接受要求的话，我们将自由行动（军事作战）。这个要求就是要让幕府一字不漏地实行之前缔结的通商条约。位于京都的孝明天皇，就成了问题的关键，幕府未能完全履行条约，是因为天皇强烈反对这个条约。于是，列强便要求幕府得到天皇对条约的认可，也就是得到天皇的勅许。在幕府、天皇、西方列强这三个势力间周旋，肩负起日本命运，致力于解决问题的正是一桥庆喜。
庆喜是京都掌握政治、军事实力的重要人物。如果庆喜想要避免同西方列强的战争，就只有按列强要求，获得天皇对条约的认可。但是，这同样隐藏着在国内引起别的混乱的危险性。如果不获得天皇的勅许，便服从列强的要求，无疑是扭曲天皇的意志，不仅会触怒天皇，届时，反对幕府的大名，很可能会集结到天皇旗下，试图推翻幕府，庆喜很为难。是始终尊重天皇的意志，拒绝列强的要求，并同装备近代化的列强开战吗？还是屈服于列强的要求，同天皇对立，走向内乱的道路呢？明治历史网带你一探究竟，庆喜是如何发挥政治手腕，奇迹般地化解危机的。
这次危机，外国的军舰都开到京都附近，来威胁日本政府了。列强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7年前的1858年，日美之间签订了《日美修好通商条约》，幕府表面上答应了与西方各国进行贸易往来，然而实际上是虽然开了港， 但是没有让商品进来，就是这样，欧美和日本之间产生了矛盾。列强的情报网通过打探，发现反开国势力的中心，是位于京都的孝明天皇。于是，列强就用武力威胁天皇承认通商条约。面对这样的事态，一桥（德川）庆喜是怎么想怎么做的呢，幕末的日本又有怎样的矛盾和分歧，明治历史网带你走进历史深处。
28岁的庆喜，得到了一把孝明天皇赠予的太刀，为了表彰他一年前在京都的活跃表现，说明天皇相当信赖他。庆喜身为靠近幕府权利顶点的重要人物的同时，也对天皇忠心耿耿，这样的立场显得重要而特殊。1837年，庆喜作为第七子出生于德川御三家之一的水户德川家，水户藩虽说是名门，但从未出过将军，而且，庆喜是第七个出生的儿子，照理说是与将军无缘的。但是，庆喜却并不平凡，他在六岁的时候，写下“乐水”二字，劝诫人们应当如水一般，临机应变。苍劲有力的笔迹，完全不像出自六岁的孩童之手。庆喜聪明活泼，靠自己的优秀赢得了关注，11岁的时候成了一桥（注1）德川家的继承人，庆喜一下子进入了幕府权利中枢。
庆喜17岁时，发生了震动日本的大事——黑船来航，接着，英法等西方列强相继而来，幕府面对军事压力，被迫签订了通商条约。这在日本国内产生了巨大的分歧，京都的孝明天皇呼吁攘夷，驱逐外国船只，表现出坚决反对通商条约的态度，但是幕府大老井伊直弼却在没有天皇勅许的情况下，与列强签订了通商条约。井伊直弼的一意孤行，使幕府和朝廷开始激烈对立起来，这时，22岁的庆喜虽说是出身名门，但尚未在幕府内获得要职，他做出了十分鲁莽的举动，直接批评了拥有最高权力的大老井伊直弼：即使是签订条约之后，你也没有前去京都做出解释，这对天皇是何等不敬，简直罪大恶极。
有人又要问了，为什么庆喜生在德川名门，却将天皇看得比幕府重臣还重要呢？其实，关键还是在于庆喜的出身本身。庆喜亲生母亲登美宫吉子，是从京都的皇族嫁到水户德川家的。从生母这一边推导庆喜的先祖吧，吉子出生在有栖川宫家，再往前追溯两代，便是江户中期的灵元天皇，另一边父亲齐昭往上推，要追溯十代人才能到达初代的将军德川家康。因此庆喜在血缘上离将军家非常远，却离天皇家十分近。庆喜继承着天皇血脉，这一点在他潜意识深处吧。
庆喜关心的是条约的签订，他理解幕府是迫于美国的强势不得不签订条约，对此，庆喜似乎是没有异议的。但他十分执着于手续上的问题（勅许），这方面就能看出庆喜的不同之处。在直接批评了大老后，庆喜在幕府内遭到了孤立。不仅如此，庆喜身为一桥家的当家，有资格成为将军，这种不小的影响力也引来了幕府高官的警觉，庆喜被幕府处以三年半的谨慎（禁闭）。这种待遇对庆喜来说是不公平的，但是庆喜非但没有就此安分，而用一种反讽的态度接受了禁闭处分：我从早上就开始身着武士正装，即使是酷夏也不沐浴，虽然没有幕府的监视，但是被冠上子虚乌有的罪名，我反倒把谨慎做到彻底。
禁闭结束后的庆喜回到了幕府，文久3（1863）年，27岁的庆喜出使到了京都，为了消除因通商条约，同孝明天皇之间日渐加深的对立，幕府将交涉的任务交给了庆喜。这就是要他向天皇保证，幕府会照天皇的期望驱逐外国船只，实际上，这次交涉的重点，在于模糊攘夷的具体方法和时间。因为事实上幕府已与列强缔结了通商条约，对天皇宣称攘夷，对列强则宣称开国，用相反的方针各加说明，也就是说幕府打算两边都同时诓骗，以此克服眼下矛盾重重的状况。
但是，庆喜一到京都，就看到了与江户完全不同的情势，深受打击。在京都，激进的攘夷派不断刺杀着开国派，京都的犯罪行为根本得不到控制，幕府力不从心的现状一目了然。另一方面，攘夷派的武士频繁进出朝廷重臣的居所，企图利用天皇和朝廷的权利，颠覆幕府的政权。庆喜被逼到了绝路，京都已是天皇所主张的攘夷的阵地。如果暴露了幕府搞两面派的打算，反幕势力必会猛增，眼下最要紧的是天皇和幕府的和解。庆喜在与朝廷交涉时，首先按照幕府的方针，约定实行攘夷，但在此基础上，庆喜将攘夷的时间具体定在了一个月后的5月10日，甚至明确表示将废除通商条约。首先要解决的是国内的毫无退路的问题，攘夷的具体方针和撕毁条约可能导致的外交问题，大可日后再议，这是庆喜选择的苦肉计。为了让幕府政权存续，就决不能断绝和朝廷的关系。庆喜深知与朝廷和睦，才能让幕府存得更久，并以此为使命。
1864年，庆喜借助朝廷的力量，在京都得到了新的特别官职——禁里御守卫总督。这个职位，是通过驱使幕府一方的会津藩、新选组等武力部队，维持京都治安和保护孝明天皇。庆喜的目的，是清除在天皇周围的反幕势力。对于接受禁里御守卫总督一职，庆喜是如此向家臣解释的：我们决不能违逆天皇的恩情，和幕府将军的命令。庆喜此时是同时继承德川和皇族双方的血脉，努力实现幕府和朝廷之间和解的年轻政治家。忠孝并立的观点影响对庆喜非常大，他辅佐德川，而德川是征夷大将军，责任是对抗夷狄，保护天皇。
一些日本学者家认为，孝明天皇的君主意识是非常强烈的，自己是这个国家最尊贵的天皇，孝明天皇不仅仅只考虑自己，同时也非常认真地苦恼思考日本这个国家的未来，以及日本国民安身之道。孝明天皇在考虑开国锁国问题时，是以民众的安身之道为基础的。后面的明治天皇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的时候，对于开战，也是十分犹豫的，要是自己的决断导致亡国了怎么办。庆喜就是在这种思想冲突之下，做出了各种各样的选择吧。
1864年，幕府一改过去的开国方针，开始转向对抗列强的攘夷。幕府决定将外国船只从已经开港的横滨驱逐出去，并且向列强宣布要更改通商条约，这是因为庆喜与天皇约定，将具体地实施攘夷。就这样，幕府单方面的行为，触怒了列强。英国公使给将军德川家茂的书信中说，撕毁条约，等同于向我们宣战。列强很快采取了行动，就有了文章开头的一幕，1865年9月16日，以英国为中心的四个西方列强派出9艘军舰，闯入大坂湾兵库沿海。列强为了将幕府的行动方针从攘夷转回开国，表现出不惜动用武力的强硬态度。列强要求天皇公开承认条约；如果将军不能履行条约，就不再把将军视为合法政府，转而去京都或他处寻找真正的政府；列强威胁幕府从孝明天皇那里得到勅许，也就是天皇对条约的认可，否则就率兵进入京都的朝廷，亲自交涉。
在幕府的政治据点大坂城内，身为幕府高官的老中们，面对天皇和列强，陷入了两难的境地。老中们经过反复讨论，决定这样给列强答复：我们不去谋求朝廷的允许，而是直接开放兵库。老中们断定，即使向孝明天皇谋求勅许，也不可能得到同意，于是就拒绝谋求勅许，直接答复列强立刻实现条约记载的兵库开港。老中们想，在得不得勅许的前提下，部分实现列强的要求，以满足对方。另一方面，老中们也认为，兵库这样一个离京都不远港口开港，能够使攘夷派信服，即便这样，老中们还是希望避免与列强的战争。结果，3天后的9月29日，幕府与朝廷的关系破裂，得知幕府决定兵库开港决定的孝明天皇震怒，作为报复，他下达了这样的命令：解除负责外交的老中们的官职，让他们回乡谨慎。这次朝廷对幕府的人事干涉，使两者的关系崩坏。
10月4日，三方胶着的事态进一步恶化，英国大使巴夏礼在得知幕府与天皇之间的混乱后，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强硬态度，他向将军德川家茂发出了最后的通牒，无论如何都要得到天皇对条约的勅许，如果三天后仍未答复，将视为将军正式拒绝我们的要求，届时我们将采取自由行动（对京都展开军事作战）。日本被逼到了不得不同列强开战的境地，幕府束手无策，但是，这时候有一个人有机会力挽狂澜，他就身为幕府一员，同时拥有朝廷人脉的庆喜。庆喜的选择并不好做，这与他之前尊重天皇的意志，促使幕府保证攘夷的方针截然相反；如果不谋求勅许，列强不会答应，他们肯定会放弃幕府，选择直接同朝廷交涉，不是幕府权威扫地，就是同列强开战。
10月4日晚上6点，庆喜在朝廷上请求召开孝明天皇出席的紧急御前会议，朝廷一方，皇族和公家共10人。庆喜选择了谋求勅许：现在我们和列强的战争一触即发，恳请陛下批准条约。危急关头，庆喜认为即使要背弃天皇对自己的信赖，也要避免同列强的开战。会议出席者的朝彦亲王记录了当时庆喜的激进言辞：如果得不得勅许，就连陛下都可能被闯进京都的外国兵乱刀砍死。但是，朝廷重臣关白二条齐敬却反驳道：屈服列强威胁，让天皇下达勅许，怎么能容许这种有损天皇威严的事？激烈争论了几个小时后，内大臣近卫忠房给出了一个惊人的提案：就由朝廷直接派使者，去列强那里吧。这个提议是朝廷跳过幕府，亲自与列强交涉，出此计策的是萨摩藩士大久保利通，他想抓住这个机会没收幕府拥有的外交权。在大久保利通写给西乡隆盛的信中有记：去和列强交涉的使者，由萨摩的人跟随，交涉的内容则是让列强延后答复时间，在此基础上，召集各藩大名齐聚京都，进行天下公议决定是否承认条约。大久保的策略是想绕过幕府，再召集大名，就是把国内势力聚集到天皇为首的朝廷麾下，幕府不再拥有政治实权。
如果这样的提案得到认可，幕府就名存实亡了，庆喜当然不允许这样的事发生。会议争论一直持续到了第二天，庆喜算准所有人精疲力尽的时候，开始反击。他为了得到天皇对条约的持续，采取了当时政治决策不可能采用的方法：庆喜紧急召集了各强藩留守在京都的家臣30多人，在天皇面前创造出各藩一起商讨国家方针的机会。庆喜依次质问每个人对条约赞成与否，进行表决。如果是听取各藩的意见和要求再做出判断，那就不会有损天皇的权威了，庆喜认为这样一来，谋求勅许也不是不可能的了。有日本学者认为庆喜应该在事前就确信各藩对条约的勅许基本上都是赞成的，大名内心当然是不想开战，因为财政已经拮据到不行了。这个御前会议作为一个民意的汇总，可以说是日本国会史的开端，在这之前，庆喜是不准各藩的政治介入的，事到如今也不得不做出一点让步。讨论的结果是16个藩基本都认为勅许是不得已而为之，只有萨摩和另一个藩反对。
庆喜开始逼问大久保，萨摩具体会如何进行对外交涉？大久保语塞了，萨摩毫无对策。庆喜又开始逼迫孝明天皇下达条约勅许：话已至此，如果未能得到勅许，我将当场切腹谢罪，届时我的家臣会作何表态，可不是我能控制的，还请您做好这个心理准备。庆喜这番充满觉悟的话语，最后促使天皇下达了的圣断，此时是5日晚上8点，距会议开始已过了26个小时。下面这个幕府的回复状，交给列强代表英国大使巴夏礼手上时已是临近答复期限的7日深夜。
得到天皇的认可为幕末爆发的攘夷运动划上了句号，接受勅许答复的列强舰队随之撤离。庆喜虽然暂时取胜，也为将来失败埋下了伏笔。在那之后，日本走向全面开国的同时，国内政治形势也发生了激变。三年后的1868年1月，鸟羽伏见战役拉开了内战的序幕，将明治天皇拉入己方阵营的萨摩，和庆喜的旧幕府军展开了全面冲突，此时象征天皇军队的锦御旗，却是由萨摩举起来的，成为朝敌的德川庆喜军队，开始全面崩溃，庆喜已经没有内战的动力了，他竟然丢下家臣，独自逃回江户，自始至终服从天皇的庆喜，就这样迎来了明治时代。但是，在鸟羽伏见之战中的逃亡，成了他人生的污点，为后世所唏嘘。虽然德川庆喜的种种作为，最后将幕府引来了垮台，但是，明治日本的地基，也是庆喜打下的。
注1：一桥德川家是江户中期成立的，乃德川家的分支，有为本家提供将军继承人的职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