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且把自由党的板垣先生的一生看看,他是日本民权自由运动始祖,在明治维新的人物当中,他是一个最特殊的人才。当时日本的维新志士他们的思想,都是很简单而且是复古的。维新这一个大事业的动机,完全在欧洲势力的压迫.对于世界的问题,那些志士们,只是一味的排外,再也造不出新的道路来。只有板垣退助,他不仅是尊王攘夷,他是看见必定要造成新的生命,然后旧的生命,才可以继续,必定要能够接受世界的新文明,才能够在新世界中求存在。在国内的政治上,他更看得见一代的革命,必定要完全为民众的幸福着力,必定要普遍的解放民众,才可以创出新的国家。所以他拿起当时刚译起的半部《民约论》,猛烈地主张自由民权,这一个运动,的确是日本一切政治改革社会改革的最大动力。并且当时他和他的同志,不单主张解放农民,还努力主张解放秽多非人那一种最悲惨的阶级。直到后来,他和他的几个旧同志,离开了政治社会之后,大江卓也还是奉着他的教义,专门从事水平运动。今天社会运动当中最有力的水平社,确是发源于板垣一派的自由运动。这一个民权运动,一方面使下层民众得到了多少的自由,一方面也造成了现代产业文化的基础。至于日本的立宪制度,不用说是他直接的功劳,所以不但是日本的农夫工人,应该感激他,就是那些阔老官,也没有不受他们的恩惠,更应该要感激他的。
如果没有板垣先生的奋斗,日本今天,那里有这样的文明,这样发达,真要算他是近代日本的第一个恩人了。而且他的努力,是至死没有休止的。他晚年虽然绝对抛弃了政治活动,在很穷的境遇中,过他很严谨而虔诚的敬神生活,然而对于为民众谋自由的努力,仍旧继续着。看见日本政府对台湾那样的高压政策和不平等的待遇,非常痛苦,认为这是人道所不许的,于是发起台湾同化会,主张日本应该撤废特殊的统治台湾的法律,给台湾人一样有宪法上的权利。他以八十几岁的衰老身体,亲自冒着大热炎天,到台湾去宣传。后来他一离台湾之后,日本的台湾总督,便把他发起的会所封了,办事人拿了。
我从“文明”“人道”的意义上,很钦仰这位先生。从前每到日本,总去拜望他,但是我到他家里去一回,伤感一回。他本来不希望舒服,不希望升官,不希望发财,所以才落到这个境遇。苦也是他的本分,穷也是他的本分。这样一个讨幕的健将,维新的元勋,立宪政治的元祖,竟没有人理睬他。不是“门前冷落车马稀”,简直是“门前冷落车马无”,连一个讨材料的新闻记者也没有上门的。至于他的生活呢?每年总有一两回连米钱房钱都付不出,穷到不成样子。我觉得日本这些惯讲“食禄报恩主义”的人们,真是完全被“町人根性”同化了。从前名震一时的大井宪太郎 、大江卓也之流,落魄京华,更不用说是当然的了。但是我们再仔细研究一下,何以他们会落到如此境遇呢?这是很明显的。板垣退助等所主张的一切主义一切政策,已经都成功了。而民权政治的毛病,同时也现出了。在这时候,他是再作第二次的革命运动呢,还是随着时代腐化下去呢?第一件他不能作,第二件他不愿作。一面是不能,一面是不愿。他又不能开一个新生面,另立一个工作的方针,另造一种社会的事业。自然他的社会生命已随政治生命俱去,所能保存的,就只有一个使后人追慕的道德人格。所以一个民众的领袖,必须要时时刻刻,能够顺应着时代的要求,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奋斗。失却“天行健”的精神,万不能希望事业成功,而抛弃了战斗的生活,只是作消极的隐遁、消极的劝告,也是不成功的。
注:摘录戴季陶的《日本论》,可能是出版社不同,文字和其他版本略有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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