幕末

幕末开国与半殖民地化危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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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末开国与半殖民地化危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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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美国的黑船闯进江户湾时,日本是个什么样的社会呢?

当时日本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是天皇,住在京都。陪伴着他的是大约一百三十家公卿(宫廷貴族)。天皇不能过问政治,读书作诗是他唯一的“工作”。天皇和公卿的领地很小,生活也很拮据。他们的地位可用“政治上无权,经济上无钱”来概括。他们对将军十分不满。

“征夷大将军”(简称“将军”)是日本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他的政府叫“幕府”,是实际上的中央政府,设在江户(今东京)。将军把全国土地的四分之一作为自己的直辖领地(也叫“天领”),并掌握着全国最大的三个城市江户、京都、大阪(也叫“三都”)和唯一的对外贸易中心长崎,控制着全国的商业。他还掌握着全国规模最大的武装部队。将军过着十分奢华的生活,如十一代将军德川家齐,有侧妾四十人,生了五十五个孩子,在宫中服侍他生活的有千人之众。将军及其家属每年耗费白银二十万两。仅做点心的白糖,每天用量在千金以上。

将军把自己直辖领地以外的土地,分封给二百六十多个大名(诸侯)。大名则要对将军尽忠,为将军服役,大名的领地叫作“国”(俗称“藩”),在政治上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大名把从领地上收来的年贡米拿出一部分,分赐给依附于自己的武士——家臣。

这种由将军的幕府和大名的藩国构成的封建统治制度,在日本史书上叫作“幕藩体制”。

幕藩体制下有着严格的身份等级制,社会的全部成员被划分为士、农、工、商及贱民等身份级别。天皇及公卿、将军、大名、武士、僧侣等(约占总人口的10%)构成封建统治阶级,而约占总人口80%的农民和约占总人口10%的手工业者和商人以及贱民构成被统治阶级。农民与武士领主的矛盾是社会的基本阶级矛盾。

在经济上,直到十八世纪前后,日本还是一个封建的自然经济占优势的国家。这种经济的典型形态是,一户农民耕种领主的一小块土地(约十四、五市亩),而将收获的50-70%交给领主。小农的生产,多数是为了维持自己生活的需要。各藩在自己的领地内遵循的是自给自足的原则。整个国家闭关自守,只与中国、朝鲜和荷兰进行有限的贸易。

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商品经济日益发展起来,领主经济和农民经济都不同程度地商品化了。以江户、大阪为中心的沿岸海运,把全国各地联系起来。商业繁荣促使商业城镇大批出现,城市人口迅速增加。城市居民统称“町人”,大部分是工匠、学徒、小商人和短工。他们当中还出现了少数富甲天下的特权大商人,如三井、鸿池等等。

十八世纪中叶后期,资本主义因素也开始在封建社会内部萌芽并逐渐发展起来。在经济发达的尾西、近畿等地区的重要行业(例如,棉纺织、丝织等行业)中,出现了少量的手工工场。但是,居于统治地位的还是由行庄支配的农村家庭手工业。

幕末日本社会的重要特点之一是阶级斗争的激化。十八世纪时,幕府的官吏神尾春央说过一句有名的话:“农民和芝麻(一样)越榨越出油。”由于领主聚敛无度,农民生活极端贫困,溺婴十分盛行,严重的歉收和饥荒大约每十年发生一次,仅1783年发生的“天明饥馑”,一次就饿死数十万人。从享保年间到幕末一百数十年内,人口一直停滞在三千万左右。耕地面积和粮食产量也没有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反封建斗争日益高涨,农民起义经常发生。据统计,十八世纪初平均每年爆发农民起义五次,十八世纪后半期则增加到十五次,而在1833年一年内就达到三十次,明治维新前夕的1866年多达四十次。与农民起处遥相呼应的是城市人民“捣毁运动”。1837年,全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大阪爆发大盐平八郎领导的起义,要求改革政治,并把市民和郊区农民的力量组织起来共同斗争。

在阶级斗争日益激烈的形势下,在封建统治阶阶级内部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分化。由于领主普遍发生财政危机,下级武士的俸禄被大批削减,使他们的生活十分困难。为了谋生,大部分下级武士不得不带领自己的家属搞些如制伞、制笔、糊灯笼等家庭手工业来补贴家用。也有一些人去当医生、教师,等等。这样,他们的阶级地位便逐渐起了变化。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恨主如仇”,不再迷恋旧的封建领主制度,而希望从社会的变革中寻求出路。下级武士中的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因研究西方学问,受到资产阶级思想的熏陶和影响,逐渐认识到封建制度的腐朽。

在剥削阶级内部崛起的另一股反对势力是“豪农豪商”。他们是随着农民的分化和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岀现于领主和农民之间的一个阶层。他们往往既是新地主,又是农村工商业资本家和高利贷者。他们要求发展资本主义,否定领主土地所有制,确立地主的土地所有权.这个阶级后来和一部分下级武士结成联盟,成为推动明治维新的重要力量。

由于封建领主制度的日趋腐朽,遭到了人民起义的打击和先进思想家的批判,政治危机日益深重。自十八世纪二十年代以后,从幕府到各藩曾多次进行改革,尤其是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天保改革。但这些改革只在于加强对人民的镇压,抑制商品经济的发展,因而遭到了失败。只有下级武士推动的西南诸藩如萨摩、长州、肥前等地,因为藩和将军的关系疏远,力图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使改革获得成功。这些藩后来恰好就成了倒幕维新的根据地。

这就是“黑船”事件发生时日本社会的概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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