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天皇与民众

当我们认真研究教育敕语，就会发现，元田永孚的儒教主义和井上毅的明治立宪主义都是国体论的折衷思想。再看看《大日本帝国宪法》的注释，就会知道，美浓部达吉的天皇机关说和上杉慎吉的天皇神权说都为天皇制所包容、所接受。可见天皇制具有很大的灵活性。

天皇制强大的包容力不仅表现在瓦解了自由民权运动，而且把运动的领导人改变成立宪派、天皇制的地方支持者（如立宪政友会的前身自由党）。同时，它还把曾经顽强抗争的天理教、丸山教、大本教等革新的民众宗教纳入教派神道。拔去其坚齿利牙，束缚在传统信仰的模式里。就连切天皇制思想最格格不入的一神教基督新教，也如内村鑑三的悲剧所显示的那样。被强迫向天皇玉照膜拜和接受教育敕语，最后在天皇制的宇宙观里找到自已的位置。俱是，对于那些放于呼喊“打倒天皇制”的彻底反抗者（共产主义者），则视为异端，毫不留情地镇压，以儆效尤，显示着天皇制残暴凶狠的一面。

当然，天皇制魔法股的“冲力”并不是天方夜谭的神话那样，一夜之间忽然出现。现代天皇制也是历史的产物，经历过多次的挫折是失败。现在我们就来看看明治初期的国体观念以及以其为核心的天皇制究竟是怎么回事？

明治维新前夕，只有青山半藏这样的国学家以及敬神家等一部分武士、乡间人士认为“天皇是神祖天照大神的直系后商、绝对神圣不可侵犯”，大部分武士并没有把现实中的天皇视为绝对权威，即使接近天皇的人也不例外。尊皇倒幕派的领袖之一岩仓具视就对孝明天皇持批判态度（据说孝明天皇是被岩仓毒死的），大久保利通公然宣称，“悖义之诏命并非诏命”，无须遵从。

“天下者乃天下人之天下”，非天皇一人之天下，天皇的权威也不是天皇固有的东西，天下大众拥护的王道才是权威之源、自《神皇正统记》以后。这种思想就成了日本人传统的正论。所以，岩仓具视在庆应元年（1865年）这样说道：“国是决不可由天子一人定夺。天下者乃祖宗之天下，应由君臣共同权衡是非得失以裁断。”

在这里，“天下者乃一人之天下”的天皇本位的正统观念和“天下者乃天下人之天下”的民众本位的正统观念发生尖锐的正面冲突，这两种观念始终难以融为一体，岩仓具视则以原则上由天皇钦定，实际上推行尊崇祖宗神灵、制约天皇的公议政治，即王道政治的方式来填补两者之间的沟壑。明治时代的国体观念一开始产生就存在着这种矛盾。

热衷于提倡家族国家论的明六社的加藤弘之说道：“天皇也是人，人民也是人”，“岂有以率天之下的国土与人民皆为天皇一人的私有臣仆之陋风劣俗为我国体之理”，猛烈抨击天皇本位的正统观念。这种现象在当时并非罕见。

福岛县小学教员柳沼龟吉在演说中深刻指出：“人皆平等同权，决无君臣上下之异，然今之为帝王者，拥有无限权力，作威作福；为下民者，牛马不如，备受欺压，世反不为怪，以为天经地义之理，实乃习俗使然……我国也以习俗立国，即国体体也。”结果，柳沼龟吉被捕入狱。

加藤弘之和柳沼龟吉都对以封建习俗作为国体深感兴趣。但也可以看出，当时众多百姓习惯地认为，君臣上下有序实属正常，毫不足怪。现在我们就来研究一下当时众多百姓的习惯认识究竟是怎么回事？

鹤见俊辅在《日本的百年》中讲到天草渔民须崎文造（1861年、即文久元年生）在西南战争的时候，听见村里的老太婆们这样议论：“听说天皇要得天下。天皇是什么样的人呢？恐怕象狂言里面戴着金冠、穿着金线绣花宽袖锦锻衣的大官吧……天皇的世道和今天大不一样，家家户户的纺纱机都得交上去，一架也不许留，就象佐仓宗五郎的狂言演出的那样。”也就是说，人们心目中的天皇形象就象狂言里的大官那样，模模糊糊，似乎要给他纳税，但总有点贵人派头。明治天皇巡幸路过的那些村子的百姓更把天皇视为尊贵，与乡间风俗信仰的天子混同一起。

然而，民众中的豪农阶层对天皇形象的认识又大不样，他们一般都是村子的领导人，具有儒学和国学的修养，会写汉诗文，其中不少人在明治维新时活跃于基层，后来又在自由民权运动中发起、领导豪农民权运动。他们的国体意识与天草渔民那样的民众国体意识大相逐庭。例如，他们中间最坚决的反政府豪农民权家反倒具有真诚的尊皇意识，如关东地区的深泽权八和细野喜代四郎。

明治16年（1883年）9月，曾是南多摩郡最活跃的民权家细野喜四郎写了这样一首诗：

二千余岁莫辛酸

皇统连绵字内冠

此日群臣赐清宴

祝斯宝祚万年安

他又在《天长节》中颂扬道：“天长节会赐清宴，皇统连绵祝无穷”，“凭皇祖灵德守护邦家”。这是对日本国体由衷的真挚的祝福。他把“皇统连绵”的国体与明治专制政府的民权家对国体观念的核心万世一系的皇统不敢说半个不字。我之所以这么说，因为我发现了一个意外的事实。

我们保存有30多种与钦定宪法不同的、民权派起草的民主的私拟宪法草案。仔细比较这些不同类型的民权派宪法，我惊讶地发现，绝大多数草案都在第一条明确规定：万世一系的皇统应继承帝位。最早的草案嘤鸣社宪法第一条这样写道：“日本国之帝位由神武天皇之正统今上皇帝陛下之皇裔传于后世”。

植木枝盛草案受到这条条文的影响，千叶卓三郎草案则原封不动地照搬。福泽谕吉的交询社草案第一条这样写道：“皇统一系万世无穷悠久之天地乃我日本建国之大本，臣下岂敢妄加评议。”熊本地区激进的政治结社相爱社的宪法草案（原案）在“第一篇·国体”中这样写道：

日本帝国由皇帝陛下和日本国民自然成立，根据社会需要，设立政府，非一时权宜之计。以其国体与海外各国不同，故为适应时势之变化实行政体改革必不可缺。虽如此，维护上下之秩序、明确君臣之纲常、永远奉侍皇室、永保公众幸福之国体乃万世不朽、不可变易之大典。

就是说，日本的国体不是社会契约式的、而是皇室和国民自然形成的，应该与必须变革的“政体”严格区别开来。这个“国体”永远奉戴皇室、万世不易。

这种认识在筑前共爱会草案、福地源一郎草案、茨城的东海晓钟新闻社草案、兵库的宪法讲习会草案中都明确写进条文。 虽然土佐的立志社草案和植木枝盛起草的《日本国国宪案》中没有明文记载，但还是大幅度地承认天皇权限。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种倾向呢？

首先是民权家意识到与古老的“风俗习惯”、1千多年的思想势力为敌对自己不利，有意回避从正面向国体挑战。也就是说， 他们从战略上避免与强大的传统作战，而是采取为一般国民心理所能接受的稳妥的说服感化的方法。只要看一看植木枝盛、中江兆民的言行，我就断定他们带有这种含意。可以认为，他们表面上主张实现君主立宪制的民主革命的目标。内心里则企图扬弃天皇制、实现共和制。植木等人对天皇异常冷淡的态度是其他民权家所没有的。他们根据这种战略——政洽现实的需要，把“国体”和“政体”严格区别开来，使天皇和皇室远离政治斗争的漩涡（把政府和皇室分离开来），然后不遗余力地批判、推翻现政权。这种传统的政治理念运用根据民本观念的放伐论和王道论，对国体思想大加讨伐。他们高举为民众谋福利，就是祖宗遗德、就是王道的大纛，把天皇拉到国民一边来，名正言顺地推翻专制政府。

当然，民权家这种根据政治现实需要制定的战略从反面说明了他们力量薄弱，无力推翻“万世一系的皇统”及其“国体”。也许认为历史时机尚未成熟更加合适。当时，德川幕府体制解体不过十几年，统一国家、团结人民的基础除了尚未成型的“皇室”、“国体”以外，没有其他的权威。也许他们考虑先承认国民统一保障的国体这个大前提，然后在这个框架内实现以一君万民的王道政治为中心的民主化进程。民权家的私拟宪法草案几乎都是先实行君主立宪制、然后分阶段地限制、最后取消君主大权的模式。

千叶卓三郎在明治15年（1882年）出版的著作《王道论》附记中写道：“明治皇帝陛下既是帝王，且好王道，其圣敕咸合乎王道。以今日明治之开明贵重，使吾国人民不喜好斯王道者不过百之二、三。实可谓千载一遇矣。”这里，他所说的“王道”，其实就是君主立宪制；所谓“千载一遇”，指的是现在是在明治天皇统治下实现君主立宪制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叶卓三郎和细野喜代四郎都对明治天皇怀有朴素的崇敬之情。

明治时代的自由民权家对国体论深为关切，政府也不得不予以重视。民权家企图从国体内部分裂政府与皇室之间的关系。对此，政府一再强调与皇室的一体化观念，填埋它们之间的裂痕。明治国家的大久保利通、岩仓具视、伊藤博文等实权派虽然实质上主张天皇机关说，但表面上还要经常采取天皇亲自裁决的方式，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当民权家通过豪农阶层这个核心成功地把地方广大民众团结在自己周围的时候，政府也不遗余力地加强思想意识的工作，企图把人民群众拉回到国家方面来。这时，国家采取的政策力图垄断皇室、国体的价值观，进而利用“君民一家”、“家族国家”的虚伪观念欺骗、控制人民。

但是，只要“君民一家”、“家族国家”的概念内容不得不接受民本观念、放伐论等各种解释的浸透，那就是一把双刃之剑。特别是“家族国家”的观点，要把完全不同性质的“家族”和“国家”折衷调和起来，困难极大。现在，让我们分析、研究丸山真男的国体论，进而探索问题的本质。

摘自《明治的文化》 第八章 天皇制精神结构  二、天皇与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