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失理想的明治时代

田山花袋的小说《乡村教师》描写一个出生在关东平原的“极其平凡的青年小学教师”，理想未竟，却在24岁时默默无闻地病逝。这个教师的模特儿是小林秀三。当田山花袋阅读小林秀三日记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在攻陷辽阳这一天……在日本为世界的发展最感荣耀的这一天、在万人狂欢的这一天，一个青年寂寞地死去，他事业未竟，甚至也没有当一名士兵上过战场。”一个普普通通的青年之死竟然使田山花袋心魂萦绕，独自在琦玉县羽生町通往行田附近的利根川岸边的村子彷徨踯躅。所以，这部作品充满明治末期萧条衰微的关东地区的农村气息。

挂在夜校门前的警钟忽然铛铛铛地急促响起来。隔着竹丛望过去，天空映得发红。（一家农户失火，这一家人的命运如何呢？——田山注），乡下不好弄钱，盖这么一间房子，有的人要拼死拼活地干一辈子（而一些朋友对农民的现状熟视无睹，只知道往上爬、出人头地）。他把一味热衷于功名学问的熊谷、行田等朋友与这些过着艰苦日子的人们比较。他边走边想：想出人头地，想生活优裕，可是千千万万的人过着平平常常的生活。有什么必要为了功名利禄而抛弃年迈的母亲、牺牲家庭的幸福呢？！对这种平凡的生活应该心满意足（想到这里，他又环顾四周，熟悉的村庄忽然在他心中产生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

父亲是在寒冬冻死在水沟里的。他曾经跑到那个地方看过。如今芦苇、芒草，萌生嫩绿的新芽，青蛙跳进水中，溅起一声清响。森林里有一座荒凉残破的神社，富士山从树梢后面探出头来。紫云英开得正欢，田野就象铺上一块锦绣地毯。然而，一旦住进这貌似平静安宁的村庄，就会听到千奇百怪的新闻。比如说，1个女人受不了家务活的折磨跳河自杀啦；村里的姑娘被过路人骗到森林里强奸啦；3个暴徒持刀闯入豪农家里，把豪农夫妇捆绑起来后抢劫钱财啦；卖蚕茧的和酒馆女招待双双情死啦等等，越听越觉得这恬静悠闲的农村生活其实充满痛苦和辛酸。地主与佃户贫富悬殊、矛盾尖锐，幽静舒缓的大自然环抱里的农村不是清静安逸生活的理想化的世外桃源，而是利欲熏心者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世界。而且，乡村的风气出乎意外地猥亵淫靡。

一个乡村教师看到了这一点。不如说是作者田山花袋认识到这一点。这个乡村教师无论如何感觉不到活存在农村的“骄傲”和“人生价值”。但是，他又不忍心抛弃贫穷善良的父母亲。有一天，他领着学生到利根川河边游玩，当晚，他在日记里写下这样一首新体诗。

松原远日暮

利根缓缓流

遥望荒村寂

寓居整一年

失恋梦亦破

无可奈何人

凄凉我独吟

闻者不胜怜

日俄战争结束以后，日本的流行歌曲大量充斥“眼泪”、“孤独”、“彷徨”、“人生如梦”的哀叹情调。这首诗的基调和流行歌曲几乎一样。这个青年眼里的田园风光一片萧杀冷落，自己的生活很不得志，爱情如落花流水，晋升也化为泡影，住所就好似寓居的客栈，他全身心沉浸在漂泊离愁的伤感之中。为什么自己会遭受这样的悲惨不幸呢？为什么自己的生活就不能充满憧憬和希望呢？这个小学教师和作者田山花袋本人始终没有弄明白其真正的原因，所以小说的结尾充满深沉的哀愁。这篇小说一发表，就在全国的青年和教师中引起强烈反响，说明“哀愁”具有广泛的现实性。

我从田山花袋的这部作品引出另一种感想。小说中的农村和19世纪80年代明治时期的农村简直天差地别。同样是关东地区的农村，20年前，自由民权运动在上州、武州、相州、常总一带风起云涌。20年后，却沉寂如一潭死水。这种巨变令人震惊。

我在第一章至第四章详细叙述的武州多摩郡自由民权运动的情况，不仅关东地区、日本全国到处可见。数百个反政府的政治学习结社遍布各地，小自村落自治，大至起草宪法，争论的空气十分活跃。

明治14年3月，国友会的堀口升这样叙述北多摩郡布田（现调布市）学术演说会的情形：这一天听众多达200人，盛况空前。后来演说会变成讨论会，有人主张“制定我国宪法应由人民起草原案为宜”，有人起而反驳，双方“辩论攻击数回未果，不知何时才能结束”。

一年以后，堀口在武相地方巡回演说，“两郡壮士争先登台，各自阐述其思想”，宣布散会后仍然不肯散去，易席继续辩论，“至12时仍未息侃侃谔谔之声，实乃空前盛况”（堀口升《武相纪行》）。

19世纪80年代，末广重恭、堀口升、草间时福、肥塚龙、野村本之助等在东日本各地的农村、山村、渔村巡回演说几百次，他们在报纸发表文章，都使用“出现盛况”这种语言形容各地自由民权运动的情形。而且，各村农民把城市的新闻记者请来，这些记者每到一处，都卷入激烈争论的漩涡。明治15年，《东京横浜每日新闻》发表草间时福的《栃木纪行》和青木匡的《磐城纪行》两篇文章，异口同声地指出自由民权运动的潮流汹涌澎湃，势如破竹，“人力不可阻挡”。

现时于我社会之中，如洪水沛然泄下，以人力不可阻挡之势者乃与地方政事结合之精神。其势波及最偏僻山间之小村落如栃木县安苏、都贺二郡。

政治思想之日新月异犹如洪水泄下乎。近来各地人民认识到不可不开发知识、不可不培养政治思想，于是或举办政谈演说会、或召开政事法律讲学会。时而邀东京有识之士，询问政事之意见，以为筹谋大事之参考。余亦屡受有志之士之邀，赴邻近各县演说，足迹几遍踏八州。久望有朝一日，得以漫游远处，广交同志朋友。明治15年3月上旬，福岛县下磐城国东白川郡植田村同志吉成谦四郎、吉成谦七郎等致函我嘤鸣社，邀我社成员出席16日之政谈演说会。

最近，江井秀雄发表《自由民权家演说纪行》，详细介绍了当时的情况。

相比之下，长塚节在《土》中所描述的明治末期的关东地方农村是多么地沉滞，田山花袋笔下的利根川两岸的村庄是多么地阴暗。在他们之前，真山青果（《南小泉村》）和岛崎藤村（《破戒》）描写了绝望的明治时期的农村，与夏目漱石的《矿工》（1908）和国木田独步的《穷死》（1907）的内容互为照应。明治作家的作品不自觉地反映了社会底层民众意识的停滞及其变化。这是因为底层社会濒临崩溃、即将发生激烈动荡的征兆在整个社会随处都显露出来。夏目漱石最敏感尖锐地感受到处于山摇地动的地球之上的知识分子“一种莫名其妙的不安”情绪。诗人石川啄木对当时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本质作了深刻的理解。

看呵，我们会在何处寻觅到我们前进的道路？……

包围着我们青年的空气早已凝固不动。强权势力遍及全国、无孔不入。现代社会组织无处不在、十分发达。而这种发达已经接近完成的程度。

曾经在19世纪80年代使广大青年躁动不安的“四周的空气”，如今已经凝固不动。这是因为强权势力遍及整个社会，无孔不入。所以，青年知识分子回避强权政治问题，“丧失理想、迷失方向、找不到出路，长期郁积在心中的情绪无法独自渲泄”，于是“内讧、自我毁灭的倾向”越来越严重，陷入“丧失理想的可悲状态。”他主张要从这种“自我毁灭的状态中摆脱出来”，“必须全身心倾注于对我们所处的时代的未来进行有组织的全面考察”（石川啄木《时代闭塞的现状》）

这种远见卓识远远超过了同时代作家对社会体制理解深度。但是，即使如啄木，虽然认识到强权问题，也尚未认识到对民众意识密如蛛网般的思想统治和民众思想的封闭状况。啄木一生清贫，他在故乡岩手县涩民村当过乡村教师，后来流落到北海道当新闻记者，最后来到东京，过着贫穷的生活。他的人生始终和下层人民十分接近。象啄木这样的民众诗人，即使能够批判青年知识分子丧失理想的状态，也无法认识到远藤久治这样最底层人民的绝望情绪。

这是什么缘故呢？很难说清楚。但是有一点，啄木的思想很早就从通俗道德的民众意识中摆脱出来（《云彩是天才》中表现出来他少年时代的浪漫主义精神就是对通俗道德的反抗），转向叛逆型的享乐派诗人（明星派和颓废派）那一边去。也就是说，他在知识分子崇尚西欧现代化的精神气氛中，形成自己的诗风和思想。他的思想轨迹与同样过早夭折的先驱者北村透谷象是十分相似，其实迥然相异。

北村透谷作为一名自由民权运动的战士亲身体验自由党的激进和困民党的骚动，而且经历过挫折、失败、流亡的痛苦。他的思想就是在运动的过程中形成的。后来，他也和啄木一样，过着清贫的生活，接近下层人民，加入浪漫主义者的一群。但是，透谷与明治末期的颓废派不同，他的加入浪漫主义是一种基于批判民权运动的内部生命论的宣言、是树立反抗一切压迫的现代人生观的斗争。他虽然没有啄木的短歌那样从生活的实际感受认识民众情绪的武器，可是他最早告戒人们警惕明治文明的欺骗性。一针见血地指出，明治文明在“表面的欢呼声”背后充满着“血泪”，从内面造成人民的腐败、衰弱、病态、穷困。一个贫穷的疯女人残忍地杀死亲生的孩子使他深受刺激，他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中看到社会的“现代病”，从而在他的内心深处引起强烈的共鸣。这是因为他把思想的铅坠沉到最底层的民众之中。透谷正式开始文学活动始于向《女学杂志》投稿，他的第一篇文章就是一篇激烈的檄文。

明治文明表面上显示着无可估量的进步，然而果真受到大多数人民的欢迎吗？……看看各家各户的实际情况吧：寒冬腊月，大雪纷飞，究竞有几户人家能够围火取暖、安然过冬？少女面黄肌瘦，儿童失学；流浪街头，不计其数。老母卧病，儿女不能照顾，出外谋生，亦无余钱买药，只好坐以待毙，或一家自尽。表面上社会日新月异、粉饰华丽，内囊里日益腐败、衰微、疲弊。人生本来不能尽如人意，但贫者越贫、贱者越贱，富者益骄、奢侈无度，岂能不为国之大祸哉？

透谷的这段话写于19世纪90年代，当时农村已经失去了19世纪80年代的活力。80年代末期，东京人口不过130万，但以后急剧膨胀，吸收了几百万农村人口，成为一座庞大的都市。寄生地主制的统治和国家的掠夺政策加剧了人口流动，他们把农村大量的贫民当作廉价劳动力使用，加速发展资本主义。接连不断的战争更加速这种循环，使城乡出现富者极富、贫者极贫的两极分化现象。北村透谷的批判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作为尊重内心精神世界的“人”。对现代化结构本身的彻底否定。

1900年以后，日本加紧策划帝国主义的战争，使农业危机日益深重。从人民的眼光来看，这个时期的农村不但没有生气，而且陷入绝境。

农村陷于绝境不仅仅表现在歉收、饥荒、破产，更表现在民众生活中充斥着肮脏、麻木、绝望、愚眛、发疯、醺酒、淫乱、溺死、坠胎、饿死、逃亡、上吊、流行砂眼、风湿、哮喘、肺结核等疾病。按照东方古代政治思想“圣贤之教”的理论，这种非文化状况都应该是王者之罪、王道之过，即天皇制的罪恶。然而，更可怕的不仅仅是这种外表现象的悲惨，而是究竟利用什么样的自我束缚的理论从精神上钳制人民。如果天皇制就是这种自我束缚的理论，其可怕的程度就决非“王者之罪”所能比。我想象着天皇制正从东北地区农民那呆笨卑贱的扁平脸后面狡黠地皮笑肉不笑地浮现出来，不由地感到令人心悸的、光天化日下的恐怖。

竹内好说，他从高村光太郎的《坠子之国》中看到天皇制的本来面目。

颧骨凸起、厚嘴唇、三角眼，这张脸多象著名的雕刻家三五郎刀下的坠子/一副呆样，就象丢了魂/找不到自己，这小气的/命贱的/爱虚荣的、小个子，趾高气扬的/猴一样的、狐狸一样的、鼯鼠一样的、拟鲨一样的、鳉鱼一样的、兽头瓦一样的、碎碗片一样的日本人。

竹内好说，这痛快淋漓的笔锋直观地触及到天皇制的本质。我读真山青果的《南小泉村》，也同样感到心灵的震颤。其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

皮肤很厚，但不论老人小孩，面黄肌瘦、干瘪灰暗。脸庞大多是牙齿和下颚很大的扁平脸，眼睑松弛地下垂。就象里面藏着绦虫似的。手脚大得难看，可十有八个扁平足。胸部、肩膀没有肌肉，肚皮令人作呕地垂迭着。……那张嘴多么龌龊，那个鼻子多么卑贱，特别是那一双眼神实在令人厌恶，就象怕人的野兽的眼睛。每当我看到这种嘴角挂着愚昧的傻笑、茶褐色的眼珠不怀好意地滴溜溜乱转，就情不自禁地联想起据说土耳其很多的贱民吉普赛人的眼睛。……

我无论表示怎样的谦逊，也不愿意相信自己的身体里流着和这些农民一样的血。我也有一个诅咒丑陋为一种罪恶的时代。丑陋、丑陋，农民的一生就是丑陋的一生。

但是，真山青果哟，请你记住：你的身体里流着和农民一样的血！

如果天皇制成为所有日本人的精神结构，在外国人的眼里，日本人就全是一个样。那么，纽约的街头、加尔各答的某个公共场所，异民族人将会鄙视虽然营养良好、服装华美，却依然瞪着“怕人的野兽的眼睛”、“嘴角挂着愚味的傻笑、茶褐色的眼珠不怀好意地滴溜溜乱转”的日本人的形象。

摘自《明治的文化》 第七章 非文化状况与知识分子  三、丧失理想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