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文学

当深泽权八接到千叶卓三郎逝世的噩耗时，放声恸哭。他几天前刚刚探望过卓三郎。对于这位没有妻子、没有子嗣、没有亲戚、无依无靠、无家可归、穷死他乡的天涯孤客、怀才不遇的青年志士，深泽父子深表同情，亲自为他举行葬礼、执行遗嘱、料理后事，并且把他的所 有资料收藏在自己家的土窖里。这一切都体现了他们之间真挚的友谊。

那个时期，权八身体不佳，经常去东京治疗胃病，明治17年6月，曾住院治疗。这可以从未解放部落的民权家给他的慰问明信片中了解到。南多摩郡下一分方村（现八王子市元八王子）的部落领导人山下卓树、山口重兵卫、柏木丰次郎很早就信仰天主教，接受人类平等的教育，并为实现平等政治而参加自由民权运动，接近内山安兵卫、深泽权八。权八对他们一视同仁、尊为同志。作为一个杰出的民权家，深泽从不歧视部落民、士族和异乡人而加以排斥，只要志同道合，一律平等，这体现了他深刻的人权思想。

虽然权八身体欠佳，但五日市人民失去千叶卓三郎以后，对他寄予厚望。众望所归，使他无法安静休养。明治17-18年2年间，全国民权运动趋向退潮，而三多摩的民权运动日益高涨。明治17年5月至9月，细野喜代四郎、平野友辅、木内伊之助等冲破官宪镇压，在青梅、府中连日举行演讲会，五目市动能学校的教员酝酿恢复忧国组，主张采取行动，与群马事件、加波山事件等武装起义相呼应。深泽的密友久保田久米企图参加加波山起义末遂。大矢正夫与富松正安誓约一同举事，却未能赶上起义日期。

明治17年8月起，三多摩地区接二连三地发生困民党骚乱，当地的自由党党员不得不四处奔走，调解纷争。就在这时，传来自由党总理板垣退助要到西多摩的秋川约鱼的消息，内山安兵卫手忙脚乱，函促正在体养的权八速归照应。权八自然也忙乱一阵。当时，在官宪的镇压下，他千方百计地保存学艺讲谈会，并且假借佛教演说会的名义、成立实质上的政治结社宪天教会，确保合法的活动场所。宪天教会的成员几乎都是以文会和自由党的成员。

在自由党决定解散以后，西多摩的民权家仍然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连续开展活动。例如明治18年1月，他们向政府递交《缩短国会开设期限建议书》。这种勇敢的举动在全国也是罕见的，因为这样做很有可能被视为要求部分修改开设国会的诏书，从而象北多摩结社（武藏野丛志社）那样受到不敬罪的惩罚。正是考虑到这种危险性，才由吉野泰造亲自慎重起草、深泽权八作为首席发起人，以便万一时自我承担责任。

紧张的社会活动使权八的健康日趋恶化，明治18年4月，他到热海温泉治疗。这时，五日市的民权派、特别是劝能学校的中青年教师对政府的残酷镇压和民权运动的衰退满腔愤怒，忍无可忍，积极主张武装斗争，于明治18年6月参加激进派领导人大井宪太郎策划的武装起义。因事关重大，秘密准备，深泽权八未必知道此事。三多摩行动队由大矢正夫任队长，任务是夺取资金钱财，劝能学校的教师参加行动，接连不断地袭击本县的豪农住宅和村公所。这时，有人动员北村透谷一起参加，这使他感到绝望。待到大阪事件事发，大井和大矢被捕，报纸大张旗鼓地报道的时候，深泽才得知其中真情。他的好友久保田久米逃到甲州，也落入官宪手中。权八闻此，不胜悲痛，赋诗寄怀。

满月悲凉向甲州

怀君此日抱孤愁

东洋万里迷蒙晓

泪酒英蓉八朵秋

大阪事件对五日市劝能学校是一次巨大的打击，政治运动一时沉迷停滞。于是，深泽权八只好又改变策略，开展“协立卫生义会”运动。他和马场勘左卫门（町长）、蒿地尧平（医生）3人任干事，推内山安兵卫任会长。从西多摩的民权家和社会名流中选举35名任创立委员，全郡上下共同开展公共卫生运动。

协立卫生义会章程第一条明确规定，“本会之目的在于讨论阐明保证、增强一般民众健康安全之方法、普及卫生知识”，表明该团体是增进人民健康、普及卫生常识的自发性组织，同时，通过这种形式加强与人民的联系，进行启蒙活动。这一点正是深泽权八的深谋远虑之处。

该团体首要的任务是指导居民防治霍乱、鼠疫。当时，霍乱、鼠疫、赤痢、天花等传染病蔓延肆虐、十分猖獗。明治12年，仅死于霍乱者就达105784人；明治16年和18年，赤痢流行，两次死者均逾万人；明治19年，死于霍乱者达108405人、死于鼠疫和天花者逾3200人。对于此种瘴疫横行，政府救济不力，卫生预算不足购买一艘军舰所需费用的一半。因此，西多摩的自由民权家开展卫生运动是理所当然、无可非议的。

协立卫生义会章程第二十条规定，设立“公众卫生科”“学校卫生科”、“婴儿保育科”、“疫疗科”、“救济科”，配备专职的审事委员。这是富有远见卓识之举，不仅在日本的自主卫生运动，而且在日本保健医学史上，都具有先驱的意义，应予以高度评价。35名创立委员中，10名主要负责人全部由自由党党员担任，这又意味着什么呢？这说明民权运动的基础与民众生活密切相关，坚实牢固，并不是书生气十足的华而不实的政治主义，而是有可能实现“地区公社自治”的“国民运动”。内藤正中、后藤靖等介绍的备前、备后、美作地区及信州各地的民权运动也有这种现象。

明治21年（1888年）、深泽权八当选为神奈川县议会议员，但由于健康原因，无法参加公开的社会活动，相比之下，其父深泽名生颇为活跃。

明治22年（1889年）2 月，政府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他们的心情如何呢？深泽权八和千叶卓三郎共同起草人民宪法，四处奔波、历尽艰辛，千叶死后，权八仍然订阅《明法杂志》和《宪法杂志》，对新宪法寄予极大的关注。现在，当他读着一味强化天皇权力的钦定宪法时，那种辛酸痛苦的心情是不难想象的。“通读一遍唯苦笑”，并非中江兆民一个人的感受。

千叶卓三郎为何而死？又有多少仁人志士为着开设国会奉献出自己的一生？当盼望已久的国会在每1000个国民中只有一个有选举权这种严格限制下选举产生、首次召开后不久，深泽权八便结束了他短暂的生涯。明治23年12月24日晨，他与世长辞，时年不到 30岁。深泽名生失去唯一的爱，悲恸欲绝，1年半以后，他也走完了51个多灾多难的春秋，悄然离开人间。

如今，这父子俩的坟墓长满青苔，野草萧瑟，从深泽村遗址的陡峭的山腰深情地俯视着山谷里的村庄。

通过以上豪农为主的多摩地方民权家对“文学”与“政治”的态度的观察，我有这样的感想。

不言而喻，他们不会选择“政治”或者“文学”。他们对运动从容不迫，甚至感觉到蕴藏其中的生活整体的、全部教养的、纯人性的态度。他们与维新志士以及书生、壮士、大陆浪人、乃至后来的社会活动家的行为模式截然不同。

他们决不会要么甚至愚直地献身于俗称为日本特色的“政治”，要么清高狷介地逃避“政治”，躲进文人逸士般的“文学”的心象世界里去。或者可以说这二者还以开放的形式并存，从中可以发现立足于民众生活的基础开展活动的豪农与汉诗文学之间独特的结合方式。

细野喜代四郎曾吟唱“农事已终收犁锄，闲闲如是入三余。昼为经史兼诗赋，夜来研究刑政书”。在这里，“农耕”、“诗文”、“政治”三者还保持着和谐的统一。对于地主兼民权家的文人来 说，这种短暂的过渡期是可能存在的。但是，尽管如此，这只不过是一种幻想，幸福转瞬即逝，接踵而来的是严峻的考验。“政治”与“文学”真正的现代化以尖锐的形式开始被自我意识。然而深泽在风暴来临之前就结束了自己的人生。

明治初期的汉诗文学，由于维新革命家的努力，诗歌面貌焕然一新，在自由民权运动汹涌澎湃的浪潮中急剧广泛地扩展到地方知识分子阶层。新一代的诗人把自己的生活、阶级的欲望、政治的热情都寄托在这种文学形式里，给汉诗文学吹进一股新风，使诗歌精神呈现崭新的面貌。

可以说，汉诗的生命在激荡的时代复苏，对历史变革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如果没有这一段复苏的历史，恐怕就不会有后来的夏目漱石、森鸥外、获原朔太郎对日本诗的源泉——汉诗那样高度的评价和继承。

由于日本文学史家懈怠于对这一段历史事实的研究，所以一直未能得到公正的评价。

摘自《明治的文化》 第四章  汉诗文学与变革思想  四、政治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