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知识阶级的形成

1. 一般认为，在战后，自由民权运动的研究，进展较大，其实连全貌的1/3还没有完全搞清楚，许多领域尚未涉足。尽管如此，仅现在已经查明的民权派结社（政治结社和学习结社）就达数百个，其中高知县50多个、神奈川县50多个，两个县加起来就超过100个。全国3府42县，恐怕超过1000个。

明治初期，人民第一次依靠自己的力量成立的结社不仅是造就人的场所，也带有各种运动的“根据地”的特点。民众在结社里可以感触到新时代的气息，认识自治的含义，设计自己的人生未来，构思日本的理想社会。我介绍的西多摩山村结村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当时，各种结社遍布全国各地，十分活跃。现在虽然没有很多直接的资料，但当时的《东京横浜每日新闻》、《朝野新闻》、《邮政报知新闻》、《自由新闻》等城市新闻界曾应地方结社邀请前往讲演，后在报上发表了几十篇记录性的文章（纪行文），生动地叙述 19世纪80年代底层社会思想文化活跃的情况。

仅仅一个结社，就会象五日市学艺讲谈会那样造就出几个、十几个新型的民众个性，可想而知，1000个结社将给明治历史带来何等巨大的思想、文化的潜在力量。我一直强调，自由民权运动不仅仅是狭义上的政治运动，更是全体国民的学习运动。实际上，从这个波澜壮阔的运动中诞生了许多地方知识分子。19世纪80年代出现的农村前所未有的活跃盛况，正是这些知识分子的充满理性的向上心和自治精神所支持，成为产生“明治的活力”的源泉。

北村透谷奔波于三多摩一带，为他后来的思想形成经历原始性的体验；牧野富太郎从南国土佐佐川的富商家庭出走以后，旗帜鲜明地参加自由党野外恳亲会，并成立理学会；木下尚江自幼在日本中部阿尔卑斯山环绕的信州盆地受到自由思想的熏陶；正冈子规少年时代就参加爱媛松山的地方政谈演说会……，正是在19世纪80年代自由民权运动高涨的情况下，许许多多的年轻人在地方被极大地激发起理性的热情，从而获得贯穿其生涯的思想气质和自由精神的根。

明治17-18年（1884-1885年），北村透谷住在五目市地区，当时他创作汉诗、纪行文的构思、气质与深泽权八、千叶卓三郎的几乎完全相同，这说明北村透谷的思想形成与他们同出一源。透谷深深倾倒于南多摩郡川口村的豪农、耿直不阿的文人秋山国三廊，崇拜热爱之情终生不愉。

如果自由民权运动不受挫折，继续发展十几年，那么日本知识阶级的形成方式和性质就可能完全是另一种模样，至少象深泽权八那样的停止文化活动、断绝与民众以及城市知识分子交往的地方知识分子不至于不会成为创造国民文化的主角，而且，透谷、藤村、漱石、尚江等人孤立的悲剧也不会如此严重。当然，这只是一种假设。实际上，民权运动的夭折极大地阻碍了底层群众的文化创造的发展。

各个村落的民主主义运动的主力、豪农民权家一方面爱到权势者政治上的压迫而退却，另一方面受到困民党等底层群众前指责，两面夹攻，进退维谷，处境十分困难，失去了勇猛向前的进取性。例如，三多摩著名的民权活动家细野喜代四郎从农民运动领导人变成困民党与债主之间的调解人，后又被政府任命为户长，蜕变为困民党的敌人。因此，他的汉诗也失去严谨紧迫的气势，逐渐减弱了自由自恃的感动力，这种气质的变化在他的作品中反映出来，清爽朗的诗歌精神丧失殆尽，急遽地退化到高蹈的、超脱的文化题识。

从汉诗文学史来看，明治时代及其以后的时期，曾出现两三次汉诗复兴，但始终没有达到19世纪80年代那样广泛的诗歌精神的高涨和改革机能的作用。农村自由民权运动退潮倾向不仅是汉诗，也波及到民众的文艺、思想、技术、生活、文化创造等方面。

民权运动的这种变化使农村失去了把有抱负有作为的青年留下来的吸引力，促使更多的地方知识分子向城市“逃亡”。19世纪80年代成立的为数众多的结社和学习小组因为无人组织，难以维持下去，有的解散、有的变成养蚕农事研究会之类的务实性团体。农民对自己的村庄逐渐丧失自豪感，为投机精神所驱使，纷纷流向城市寻找出路。结果，中世以来朴素的“都鄙雅俗”的民众感情被唤醒，城市文化中心思想得以加强。

同时，由于政府扶植发展日本资本主义，牺牲农民利益，强行扩大原始资本积累，从19世纪80年代后半期开始，全国经济严重萧条，60万户小农经营者破产倒闭，200万人妻离子散，惨不堪言。对于这种掠夺政策，一部分激进的自由民权家以武力相抵抗，和军队、警察多次发生冲突，但是自由党没有相互呼应、同时举事，致使加波山、秩父、饭田起义接连遭到镇压。

在这历史动乱中，黎农阶层发生分化，有的丧财没落，有的流入城市，有的兼并更多的土地成为寄生地主，勾结国家下层官候，独霸一方。随着资本主义体制的完成，所谓农村地主化的现象更加普遍。不仅思想、文化，连经济也失去了活力，退化成为保守、落后的地区。到了明治后期，已经没有人还认为“先进的农村、落后的城市”了。

明治的文化在“先进的城市”开花结果。但是，不应忘记它在何处生根、发芽。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来看看“明治文化主力军”的人们的籍贯。如上图所示，现在各个文化领域主要创始人的出生地，他们被认为是代表性的人物。

但是，上图不包括我称之为“明治第一代青年”，即1850年前后出生的河野广中、末广重恭、矢野文雄、马场辰猪、星亨、小野梓、末松谦澄、大石正巳、田口卯吉、田中正造、金子坚太郎、伊东巳代治、原敬、奥宫健之、植木枝盛等人。因为把这些人称为文化活动家，不如称他们为“政治家兼××家”更为合适。我把下图所示的“明治文化的创始者”称为“明治第二代青年”（19世纪50年代末期至60-70年代出生的人）。

他们大多从乐观的政治主义出发，怀疑第一代人，精神上烙着曲折经历的阴翳。从图中可以看出，明治文化创始人的出生地东北地区的很少，关东以西较多。但从分布情况来看，遍及全国的市镇和农村、山区、渔村。因为江户是旧幕臣的集中地，明治维新以后，许多人移居江户。谋求职业，所以江户出生者最多。

从出身阶层来看，富农、豪农、商人（包括部分乡士）的子弟过半。大约一半出身于农村，其次是士族，其中幕臣比例很大。而且，长野，富山、石川，冈山、岛根、高知、爱媛、熊本等自由民权运动蓬勃开展的地区多达25人。

19世纪80-90年代，他们在各个领域开展活动，发挥了独特的先驱者的作用。最近，我国各类学校培养了数千名文化专业工作者，产生了特定的接受层，形成真正的“知识阶层”。但是，这个知识阶层并非上述的由明治维新和自由民权运动培养出来的新的地方知识分子为主流，而是农村流入城市者、地方的移居者、地方城市工商业区出身的知识分子，与以东京为主要活动舞台的城市知识分子汇合而成的。

尽管如此，明治时期，依然存在着民众对藩阀政府的反抗情绪，到处充满着城市知识分子所注入的野性的血气和田园式的能量。因此，明治文化发挥了朝气蓬勃的创造力。长期蕴藏在底层的日本农民、商人的卓越的意志力和俊敏的才能喷发出来。也许正因为这个缘故，明治文化没有大正文化那样的小市民阶级平和稳定的时期，它是激烈的尝试、是独创与模仿的混杂、是欧化与国粹的碰撞。城市文化创造者的心里交织着维新以来的爱国热情与民众心灵的痛苦。森鸥外、夏目漱石与武者小路实笃、芥川龙之介的社会分量之所以不同，其因盖出于此。

综上所述，日本的知识阶级是在地方知识分子和城市知识分子汇合的基础上形成的。规模宏大的文化运动——自由民权运动的高涨和挫折赋与它特殊的历史性格。正如“明治文化的创始者“一表所示那样，地方知识分子大多出生于豪农家庭，特别是在民权运动蓬勃开展的地区充分发择了他们的文化才能。但是，这些地方知识分子不能成为日本知识阶级的主流。主流由传统的士族知识分子、一部分商人和城市化了的知识分子构成。

但是，明治的知识分子对养育自己成长的乡土和农民怀有深厚的感情。德富苏峰据以构思日本现代化的平民主主义和乡村绅士论可以认为是九州实学党豪农的实验精神的普遍化。自称“下野农民”的田中正造可以说是勤奋、诚实等日本民众道德的美好化身，他的战斗的一生是农民政治激进的表现。另外，世界闻名的学者牧野富太郎、南方熊楠、野口英世等以自己的高尚品德向国际社会显示了日本农民温烈的、充满理性的好奇心和探索精神、乐观主义以及热爱大自然的情趣。而如果没有农民强烈的、锲而不舍的探索精神和合理主义，恐怕也不会有片山潜、丰田佐吉的丰功伟绩。

如果认为柳田国男是日本农民的神秘主义与生命思想的表现者、正宗白鸟和中里介山是日本农民无限深沉的虚无主义与对社会不信任的精神的体现者、出口直是集农民的信念、道义、自然感应力与一身者，那么就应该承认，被批评为脱离民众的日本知识分子中，有很多人把自己创造文化的种子搭载在民众的优性因子上，并开花结果。

但是，从每一个民众的眼光来看，柳田国男、南方熊楠、田中正造、出口直等都是和自己毫无共同之处的“巨人”。因此，把他们当作巨人来敬仰。而他们的确是民众的各种个性的巨大综合（汇聚）体，而且具有超越民众个性的某种世界普遍性。他们无疑诞生于日本民众之中， 但成为“巨人”却是自己的创造，同时依靠这种创造、即普遍化的力量也培养了每个民众。如果这个基本循环、即交流永远生机勃勃地持续下去，明治文化就会转变为日本民族的“国民文化”。“巨人”就会具有宽阔的“边缘”，就可以在“边缘”里实现自己的理想。至少就不会有如下这个巨人的剧痛。

一想到只有日本国是我们的国 家就无比失望。但我乃是世界之市民，并非日本国一国之市民。如果把北美的草原、南美的森林、西伯利亚的原野、加拿大的森林……都看作我们的国家，我才不会对土地的狭小牢骚满腹，我也不会对贵族巨贾的骄横跋扈愤愤不平。……

一想到我的同胞只有日本人就无比失望。然而人类不论肤色、语言，只要一切真伪分明的人都是我的同胞，我就决不会悲观失望。为自由独立而艰苦斗争的南美布尔人也是我的同胞。为建立东方第一个自由的国家，决不屈服于美国人的淫威，已经连续战斗3年的菲律宾他加禄人也是我的同胞。在黄种民族沦于沙皇蹂躏之下，冒着整个民族惨遭被逐的厄难危险，勇敢地主张人种的可贵的北欧芬兰人也是我的同胞。即使日本的政治家只知道盲从政府的政策、哲学家只知道忠君爱国而别无他长，我也不会对整个人类失望。既然四海之内皆兄弟，别国之长处早晚要传到我国来。我们不可以期待于我国的政治家、哲学家的，却可以期待于世界其他国家的政治家和哲学家。（内村槛三《希望的区域》）

摘自《明治的文化》 第六章  明治文化的主力军  一、日本知识阶级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