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

支持枕山与春涛的两大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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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枕山与春涛的两大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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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明治文化史,多是论述启蒙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的发展,介绍文明开化、鹿鸣馆风俗、国粹主义以及著名开明派人物、艺术家的活动,我的这本书却与众不同、别具特色。首先,虽然我也论述“欧美文化对日本的冲击”这个题目,但几乎不受文艺史时代划分的任何约束,而且在“沉默的民俗世界”、“始于底层的文化创造”、“流浪的求索者”等章节中,都用大量篇幅描写读者不熟悉的人物和主题。有人怀疑这是否代表“明治的文化”。但我从一开始就有意识地这样执笔。本章也试图根据最近发现的史料,通过一个农民的生活道路论述人们很少关注的明治时期“汉诗文学与变革思想”的问题。深泽权八最深刻地理解卓三郎·千叶的思想,是千叶的挚友、支持者。29岁时不幸夭折,和千叶葬在一起。

78年以后,1968年,如果我们没有在深泽村唯一残存的小地窖里发现被潮湿、虫子腐蚀损坏、难以辨认的史料,这两个人恐怕永远默默无闻、不为人知。

时间的流逝毁灭了许多优秀人才。不,应该说,所有优秀的人才(特别是民众)已经毁灭殆尽。从宏观看,这种无情的历史淘汰始终遵循着某种发展规律。在这毁灭的过程中,有一些人幸存下来,这完全是一种偶然。尼采讥笑历史学家是“过去的掘墓人”,如果能挖掘出英才真实的墓穴,那是幸运的。然而无情的事实却是连这一点都不得不依赖于历史的偶然性。不审视这种现象,就没有资格(包括我在内)谈论历史。

深泽权八唤起了我们对历史痛苦的感觉。当时, 他是武藏国一个只有20户农家的山村地主,这当然不会妨碍他的思想,问题是他几乎没有任何学历,却在短暂的一生中,创作了700多首汉诗,留下了17本自选、自编的诗集。他创作诗歌并不是江户时期富农的附庸风雅,而是把自己的青春倾注于变革思想的一种表现手段。

当然,他的诗歌并非没有游戏,追求美与真的诗文不可能没有游戏和欢愉。他也想当一个风流雅士,过着脱俗超凡、悠哉悠哉的生活,或许也向往着“雅居无事乐风月”的生涯,但同时感受到他对社会强烈敏锐的紧张感,排斥隐遁者的心理状态,打破自我封闭,向新的历史时期的考验挑战,充满志士的恢弘气慨和生命活力。这种思想构成他诗歌的整体性,而安乐与紧张的情绪奔流在他诗句的底层。

明治13年(1880年)至明治18-19(1885-1886)年间,深泽权八几乎每天都创作汉诗,这一段时期他正好20-26岁,也是自由民权运动进入高潮的时期。从全国来看,经过明治时代,汉诗文进入一个复兴时期(北村透谷、细野喜代四郎也是在这个时期创作诗歌)。

山路爱山认为,明治时期汉诗文发展经历4个阶段:一、明治14-15年左右;二、明治20年代初期;三、明治32-33年左右;四、明治41-42年左右。其中明治14-15年左右最为繁荣。

从整体上看,明治文化并非“欧化”与“国粹”的反复交替,所以汉诗的盛行虽然可以看作是对欧化主义的反动。但在欧化的狂涛巨浪中只是一股轻波微浪。这种汉诗的发展并不是直线上升的,而是前进——停滞——再前进——反动——更迅猛前进的形式进行,这正是明治文化独特的形态。

那么,为什么明治14-15年左右会形成汉诗文的全盛期呢?其奥秘几乎不为人知。一般认为,这与明治12年左右天皇亲信元田永孚提倡复兴儒学(对自由民权浪潮的一种反动现象)有关,而明治18-19年的欧化热潮导致了汉诗文运动的衰退。

前田爱在其论文《枕山与春涛——明治十年前后的汉诗坛》中提出,第一阶段的汉诗运动存在着以大沼枕山和森春涛为代表的两大流派。但我认为,这两大流派不过是兴起明治1年前后汉诗高潮的两大波涛的浪峰。与权势、即“至高无上者”的亲信所造成的高潮相比,这个高潮具有广泛的“基层性”。

达官贵人在确保自己的政权地位以后,出于装饰自我的本能,附庸风雅,提倡汉诗文运动,恰好又迎合粉饰天皇制思想意识的需要,所以就造成一种高官“文饰”的运动。与此迥然不同的是,新兴阶级作为自我表现形式的汉诗文运动则是全国几百万地方豪农、富农发自内心的思想冲动。如果没有这种大海般的基础,就不会产生森春涛和大沼枕山这样出类拔萃的人物。

森春涛作为权势者欲望的设计师,备受重用、荣极一时。明治7年10月,他离开歧阜到东京栖身于下谷时,已经56岁,自悲自叹“怜我飘零”。可是万未料到,几年以后,他成为被政府高官青睐的东都诗坛宠儿。他进京时,东京诗坛是大沼枕山的下谷吟社、冈本黄石的魏坊吟社、鲈松塘的七曲吟社三足鼎立的时代。其中枕山名声最高,多有求其删改润笔者,盛况空前,为此“砚心为凹”。森春涛和大沼枕山原光同为鹫津益斋的有邻舍门生。

大沼枕山(1818-1891)比春涛大一岁。天保6年来到江户,不久出版第一部诗集,从此名声大振。40年间,未和春涛谋面。

大沼枕山酷爱江户自然景物、风土人物,对幕末政治斗争不闻不问,终日沉湎于诗酒。永井荷风对他敬慕景仰。有人认为他过于保守,其实他对明治政府的统治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他勇敢地吟唱“帝王之政不复美”,因此受到弹正台的盘问,甚至人身安全受到威胁。这一点和成岛柳北的郁闷十分相似。

森春涛(1819-1888)于安政年间在京都梁川星巖门下时开始成名,后与尊攘派志士交往,入尾张藩军队亲自参加戊辰战争。但是,作为诗人,他的名气远不及枕山。明治初年,他从京阪跑到歧阜、东京,自叹“落魄三年四处移”。

明治8年,春涛移居下谷摩利支天横镇,创办茉莉吟社,从此以后,声名鹊起。他的俗才与明治新政府高官显贵的虚荣心一拍即合。这时,他得到曾任过大审院判事的先师的嗣子鹫津毅堂的关照,立即和政府显宦过从甚密,倍受恩宠。是年7月,创办新潮杂志《新文诗》,大量刊登政府官僚的拙文歪诗,给原先的萨长藩士族的虚荣心火上浇油。前田爱发现,《新文诗》第一集到第三十二集刊登了伊藤博文、山县有朋、土方久元、玉乃世履、渡边洪基、大江卓、芳川显正、谷干城、后藤象二郎等30多个高官的诗作,为了奉承官僚,春涛甚至毫不厌忌拙作俗吟。他这样大量刊载官唱民和的诗篇,借以提高自己的名声。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显宦如此,下级官吏自然趋之若鹜,茉莉吟社门前也就车水马龙、盛极一时了。

但是,大沼枕山耽于卮酒,远显宦、充逸民。这个以怪牌奇行著称、曾经“前后及门士,殆以千计”的名士,如今身患肺病,远避尘器,日渐衰微。明治8年11月,成岛柳北在向岛的百花园主办诗会,春涛出席而枕山未至。

明治10年(1877年),西南战争爆发,茉莉吟社的高官显宦都奔赴九州前线。当他们斩首西乡隆盛,凯旋归来的时候,春涛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新文诗》第二十四、二十五期充斥祝捷和骂詈西乡隆盛的诗篇。

日本民众中流传着“西乡化作星辰流向东方”的说法,表示对反抗官兵的勇将的同情,而春涛却说“狗尚不食败余之肉,焉得魂为天上之星哉?”对西乡隆盛鞭尸三百。与春涛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柳北在他主办的杂志《花月新志》上从不刊载这样的趋时逢迎之作,以这种方式否定这场战争。枕山也以隐士的狷介骨气相抗争,他在明治11年发表一首《江户名胜诗》,嘲笑讥讽春涛的《东京新志》。

明治14年4月出版的《东京现今文雅台览》(山本大助编)象相扑的座次表一样,在100多名高官、文人中,大沼枕山作为诗人依然排在最上段的最高位。森春涛也超过植村芦洲排在最上段的第四位(在小野湖山、长梅外之后)。小永井小舟、鲈松塘排在最上段,但间中云飘、沟口桂巖、竹内信山作为“书法家、诗人”排在中段。成岛柳北、栗木匏庵、福地樱痴因为是幕府时代的高官,排在显宦部分的最下段(还有中村敬宇、冈松瓮谷、鹫津毅堂、重野成斋、山冈铁舟等)。

显宦部分以栖川霞堂(炽仁)为首,最上段有东伏见晚器、三条梨堂、北白川能久、岩仓具视,第二段有伊藤春亩(博文)、大木乔任、山县有朋、山田空斋、黑田清隆、川村纯义、胜海舟,第三段以下有佐佐木高行等58人。从这张座次表可以看出当时文坛的概貌。

明治14年,从声望上说,枕山依然雄踞东京诗坛之首,但从现实力量来看,春涛一门以新派的诗风逐渐为开化的社会所接受,枕山的衰微凋落已经日渐败露、无可挽回。这个时期,只有地方的文人、民权家依然推崇枕山。

明治12年5月,春涛应邀出席太政大臣三条实美的诗筵,为其嗣子森槐南的仕进夤缘。明治14年,槐南进入官界,不久成为伊藤博文(春亩)的亲信。另一方面,枕山于明治15年秋瘫痪卧床,1年半以后,明治17年初春,南多摩郡小川村的自由民权家、最活跃的自由党党员细野喜代四郎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抽空到下谷御徒町亲切探望老师枕山。后来,许多地方民权家也相继前来探病。

为什么春涛的新体诗派不为当时的革命家所欢迎,而“保守派隐士”枕山反而备受细野、石坂、深泽等许多地方民权家的喜爱呢?产生这种讽刺性现象的原因显而易见,这与被视为维新革命的叛徒云井龙雄的诗歌反而深受民权志士喜闻乐见的道理一模一样。

人民从长期的实践中得出这样的结论:“追逐时尚者多为敌”。从春涛大肆嘲笑“西乡之星”的时候开始,就注定了他的诗与民心格格不入,在细野喜代四郎、深泽权八这些民权家眼里,这是毫无异议的。

事实上,民权家对诗人的本质认识得一清二楚,从未被他们的诗歌现象所蒙骗。千叶卓三郎、深泽权八、北村透谷倾慕的安井息轩、云井龙雄、大沼枕山的确具有重要的诗魂。安井息轩在幕府末年听到仙台藩民的“恸哭之声”,不禁吟诗抒志,感叹道:“小生前后20年之学问皆凝于此诗。其如礼乐者再过20年当议论之。”这位古学派的学者难道是落后于时代的腐儒吗?而且也不能断言他的弟子云井龙雄就是“反动士族”。枕山在晚年,即使饿死也决“不乞彼辈名利之徒的怜悯”。年轻的民权家对他们的必经之路的精神实质洞若观火。《大沼枕山传》说:

先生年已七十,嗣子游荡,家道顿衰。有人怂恿曰,盖不设筵贺寿以救其穷乎?先生曰,中兴以后,与世疏阔,彼辈奔走名利,为我所唾弃。今宁饿死,不乞彼辈怜悯也。

三多摩自由党领袖石坂昌孝(师事间中云驱、真下晚崧、平缘梅花)闻枕山如此窘迫之状,立即把柴米油盐送到吟社。这种雪中送炭、有感必应的人际关系正是明治10年汉诗文学发展的基础力量。


摘自《明治的文化》 第四章  汉诗文学与变革思想  一、支持枕山与春涛的两大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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