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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学篇第十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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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学篇第十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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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怨尤之害

世间不道德的事虽然很多,但是对于人们的交往有大害的只有怨尤。象贪吝、奢侈、诽谤这一类的事,固然都是很明显的不道德行为。可是仔细思考,这些行为的本质并非完全不好,有时由于运用的场合,程度的强弱和进行的角度,就能免于不道德之名。比如爱财无餍可以说是贪吝。但爱财是人的天性,为了充分满足这一天性,就不能怪他。惟有贪得分外之财,即求之不得其所,爱财逾乎常轨,出乎情理之外,或昧于求财之方,违背了情理的时候,才可以说是贪吝无德。所以不能看了爱财的心理活动就马上给它下一个不道德的评语。在德与无德之间有一定的界限。在界限以内的叫做节俭,又叫经济,应当是社会上值得倡导的一项美德。

奢侈也是这样,只能依凭是否与身分相称这点来判定德与无德。喜欢穿轻暖的衣服和住好房子,都是人之常情,合乎自然的道理来满足需要,怎能说是不道德呢?财积当散,不逾常理的散财行为,就可以说是人间的美事。

诽谤和辩驳也是很不容易区别的。诬蔑别人叫做诽谤;发表自己所认定的真理以解除别人的错误观点,就叫作辩驳。在社会上尚未发现真正的公道以前,还不能断定什么是“是”,什么是“非”。在是非未定的期间,虽可将社会的舆论作为公道,但欲明悉舆论所在也很不容易。所以不能一见诽谤别人的人就马上说他不道德。要想区别它到底是诽谤还是真的辩驳,就必须首先寻求世间的公道。

此外如骄傲和勇敢、粗野和率真、固陋和踏实、轻薄和敏慧等,都是相对的,要由运用的场合,程度的强弱和进行的角度来区分德与无德。如果行为的本质完全是不道德的,不管它的场合角度如何,都可以认为是最不好的行为,那就只有怨望了。怨望是行为的阴暗面,而不是进取的。自己由于其他的情况而感到不平,却不反求诸己,而对他人多方苛求,以解慰自己的不满。这种手段,对于自己未必有益,对于他人却是有损的。如在比较别人的幸运和自己的不幸以后,并不省察自己不足之处,设法弥补,却想使别人陷于不幸,使别人的情况恶化,以求与我一致。这就是所谓“恶之欲其死”的行为。这种人为了弥补自己的不幸而毁损社会一般人的幸福,实在是一点益处都没有的。

有人说欺诈或说谎这类坏事的实质也不好,与怨尤相比并无轻重之别。我想这句话虽似有理,但如就事件的原因和结果来说,却不能说它们本身之间没有轻重之别。欺诈和说谎固然是大坏事,但非产生怨尤的原因,而多半是由怨尤而产生的结果。怨尤恰如“众恶之母”,因为有它,才产生世间的一切坏事。如猜疑、嫉妒、恐怖、卑怯之类都是由怨尤而生。从它的隐藏形态来看,就是私话密语,阴谋诡计;如一旦爆发出来,便成为朋党暗杀、暴动内乱,不但对于国家丝毫无益,且如祸乱波及全国,大家还不免受害,真是所谓牺牲公利以逞私忿。

怨尤对于人与人间的关系就是这样有害。今试追溯它的根源,就只是一个“穷”字。但这并不是指困穷、贫穷的穷,而是指堵塞人的言路,妨害人的活动那种行为,使人类的本能活动陷于穷迫。若是把贫穷、困穷当作是怨尤的原因,那末天下的穷人都要申诉不平,富贵的人就成了“众怨之府”,人与人间的关系就一天也不能保持了。不过事实上决不是这样的。无论怎样贫贱的人,如果明白自己所以贫贱的原因,即如了解贫贱的原因在于自己本身,就决不会盲目地怨恨别人了。现在我们不必列举例证,只要看看现在世界上确有贫富贵贱的差别,却能很好地保持社会上人与人间的关系,就可以明白了。所以说富贵并不是众怨之府,贫贱也不是不平之源。

由此可见,怨尤并不是由贫贱产生的,只是本能活动遭到束缚,处于祸福不能自主的地位之人才易于发生。从前孔子曾经叹息过女子与小人很难对付。现在想来,这可以说是孔子从他自己的体验而指出的弊害。若就人的心性来说,男子和女子并没有差别。再者,他所说的小人指的就是奴仆,但奴仆并不是天生下来就是奴仆。而奴仆与贵人的天生性格并没有什么不同。那么为什么单说女子和小人难于对付呢?这是因为经常对人民灌输卑屈的意识,束缚弱小的妇女和奴仆,使他们丝毫不能自由行动,就养成了怨尤的风气,发展到了极点,就连孔夫子也不得不为之叹息。本来如果行动不得自由,就一定会怨尤别人,这是人的天性。这种明显的因果关系,就好象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一样。但是被称为圣人的孔夫子,也不知道这种道理,又不从别方面研究,而徒作此不明智的叹息,实在令人难以置信。不过孔子的时代距我们明治年间已有两千多年。在没有开化的时期,如果想要顺应那个时代的风俗人情来施行教化,以维持当时社会的人心,就不能不采用束缚式的权宜方法。即令孔子真是圣人,有洞察万世以后的远见卓识,而在当时运用这种权宜方法也不会于心不安的。所以后世学孔子的人,也不可不考虑时代这一要素而决定取舍。要是有人想把两千多年前的教条原封不动地搬到明治时代来施行,那就是不识时务了。

兹再举一极端的例子,即日本封建时代许多诸侯的侍女的情形,来说明怨尤有害于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般地说,在当时的诸侯府里是一群无学无识的妇女,侍奉一个无智无德的主人,勤劳不赏,懒惰不罚;有进谏而被斥骂的,有不进谏而被斥骂的;说话也好,不说话也好;欺诈也不好,不欺诈也不好,一天到晚,只是随机应变,以图侥幸获得主人的宠爱。这种情况就如无的放矢,射中的不算巧,不中的也不算拙,可以说是和世外桃源一样。生活在这种环境里的人,喜怒哀乐的心情一定会变质,而与其他的人间世界不同。即使她们中间偶然产生出人头地的人,也不学习其出人头地的方法,只有羡慕之心,羡慕之极就发生嫉妒。因此成天忙着嫉妒同辈,怨恨主人,那里有工夫去顾主人家的事?在她们之间,忠信节义不过是门面话,实际是席子上撒了油,没人看见的地方就不擦拭,甚至在主人病到危急的时候,还有很多人想起平日互相嫉视的情形,而不去照顾主人的病。更进一步,由于怨尤嫉妒到了极点,就是毒害主人的传闻也并不少。如果将古来有关的这种大坏事加以统计,又如将诸侯府中发生的数目和一般社会中发生的数目相比较,一定是诸侯府中所发生的多些,这是可以断言的。怨尤的为祸岂不是很可怕吗?

看了上述诸侯的侍女这个例子,就可以推知一般的社会情形。人世间最大的祸害是怨尤,而怨尤的根源是“穷”,因此不可不广开言路,也不可妨害人的活动。试将英美各国的情况和日本的情况相比较,在人的社会关系这点上,如果有人问究竟是哪一方面摆脱了诸侯府中的那种情况,我们就会这样答复:今天日本的情况虽不能说是与幕藩时代完全一样,但如就两者之间的距离来说,则日本的情况是较近于幕藩时代,而英美诸国却是比较远的。英美人并不是不贪吝骄奢,也并不是不粗野暴乱,而且也有欺诈行为,其风俗决不能说是尽善尽美。只是在暗藏怨尤之情这一方面,却和日本有不同之处。现在的有识者主张成立民选议会和出版自由,其得失姑置不论。这种主张的动机,不外乎是这些有识者认为,不能使现代的日本国家象过去的诸侯府中那样,不能使今天的日本人民象过去诸侯的侍女,而欲变怨尤为积极行动,消灭嫉妒的心理,鼓励互相竞争的勇气,凭自己的力量来掌握祸福毁誉,从而使全社会的人都认识自作自受的道理。

闭塞人民的言路,妨害人民的活动,乍听起来,好象只限于政府在政治上的一种弊病。其实这种弊病不一定只在政府方面流行,在民间也有很大的流毒,所以仅有政治上的改革仍不能根除。兹就政府以外的情形再说几句,以附篇末。

本来人们都是喜好交际的,但因习惯关系,有时却反加厌恶。世间有孤僻成性的人,故意住在山村僻邑,躲避一切社会上的往来,这种人名为隐士。也有些人并不是真隐士,只是不愿和别人打交道,深居简出,力避尘俗,自鸣清高。试察这些人的本意,也不一定是因为嫌恶政府的措施而萌退志,只是意志薄弱消沉,没有接触事物的勇气,而又度量狭小不能容人。因为不能容人,也就不为人所容。人退一步,自己也退一步,彼此的距离越来越远,遂致视同异类,最后竟形成仇敌,互相怨尤,真可以说是社会上的一种大害了。

又在人们的交往中,还有并未见到对方的人,只看到对方所作的事,或由远方传闻对方的话,觉得与自己的意见稍有不合,就不但不发生同病相怜的感情,反而起了厌恶嫌忌的念头,而且多半是过分的。这也是天性和习惯使然。例如协商一件事情,靠传言和通信多不能解决问题,而一经面谈往往就圆满解决。又如经常传闻某人有什么说法,但当面一谈,却知完全不是那样。盖因人类至情中存有宽恕的心理,既能宽恕,即能互通情谊,怨尤妒嫉的念头就会顿然消失。古今有不少暗杀的事件,我常常说:如果有适当的机会,使暗杀者和被杀的人共处几天,彼此毫不隐讳地吐诉真情,则无论怎样深的仇敌,不仅会互相和好,而且可能结成至好的朋友。

由此可见,闭塞言路与妨碍活动不只是政府的弊病,还普遍流行于全国人民之间,虽学者亦或难免。这说明若不接触事物,人的活力就难于发生。故言论应听其自由,活动应听其自由,富贵贫贱也只能听凭本人自行获取,不容许他人加以妨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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