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

启蒙家与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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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泽谕吉说:文明起始于“自发的怀疑”。

福泽谕吉《劝学篇》的价值超出了他个人的伟大。他思考创造文明的主体意识问题要比木户孝允早得多、深得多,而且亲自实践。正如他所说的:“《劝学篇》本是民众读物、小学课本,所以第一篇至第三篇尽量使用白话,使文章通俗易懂。”可见他十分注意从全体国民的角度造就变革的主体。

为什么这本书会成为明治初期最大的畅销书,使探索新时代生活方式的日本国民如此激动振奋呢?现在让我们重读一遍这本书,不是为了了解福泽谕吉的思想,而是寻找一下到底是什么内容使日本国民如此如痴如醉。

首先,国民对这本书的起句感到震惊:“天不生人上人,也不生人下人”。在维新的洪流中,民众开始认识到人人应该平等,“大名的生命和脚夫的生命都同样贵重”,但这样明确宣言,并且用传统道德的“天”的观念使之正当化,再运用西欧“社会契约”的理念使之合理化,这在日本是史无前例的。

封建制度把人分为武士和人民两个冰炭不容的阶级,又在其中制造出数百个歧视性的身分等级制度。彻底否定这种封建等级制度的明治维新革命给人民造成了“四民平等”、“一君万民”的社会改革的幻想。但是,幕府垮台以后,明治政府的所作所为和“四民平等”的口号相距甚远,于是,人们考虑只有用自己的双手才能取得维新的胜利,并且开始付诸行动。就在这个时候(明治5年2月),这本锋芒毕露的书问世了。

《劝学篇》17篇里,格调最高、思想最敏锐的是福泽用平白如话的语言书写的第一篇至第三篇(1872年2月至1873年12月出版)。这3篇是人们最爱读、最欢迎的。是哪些观点具有如此巨大的吸引力呢?这就是明确主张人在基本权利(“权利通义”)上的平等,国家关系也是如此,即使有贫富强弱的“现象存在”,在“国家权义”上应该一律平等。

一般地说,欧美诸国富强,亚非诸国贫弱。但国之贫富强弱本非国有。然今日以本国富强之势欺凌贫弱之国……则不容于国家之权义。

但是,“贫富强弱非自然之法则,依人之勤奋可以改变”,故“我日本国人自今日起立志学问,振固民气,图一身之独立,欲使一国富强,焉能惧西洋人乎?”也就是说,福泽向民众显示现实的可变性,提出国民努力的目标,鼓励他们立志钻研学问,这对于解放民众的能量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

“一身独立而后一国独立”。他把现代原理深入浅出地归纳为群众容易理解的一句话。如果没有自身的自立精神、独立地位,怎么能够向外国人主张独立权利呢?”对外关系中,欲维护我国(尊严),必先使全国充满自由独立之风气,使国人无上下贵贱之分,皆具备以国为家”的精神(爱国心)。为此,必须修研实学,提倡独立自尊之风气,确保一身独立的地位。强烈地抨击了日本国民卑屈的奴性。

福泽谕吉的《劝学篇》深深地打动了数以百万计的民众的心,他们悄悄地接受福泽的思想,勇敢地投入到让日本全国充满自由独立风气的自由民权运动中去。士佐杰出的民权活动家植木枝盛、马场辰猪、多摩农民中村右卫门、深泽权八,都不过是数10万国民中的一个。其实,福泽初期的理论就包含着与自由民权运动的民族主义直接相关联的某种思想,但福泽没有让这种思想发展成运动,而人民读了《劝学篇》后投身于自由民权运动,福泽也没有资格责难他们。

那么,虽然他们都是在同一时期开始现代文明活动,但植木枝盛、深泽权八走的是自由民权路线, 福泽谕吉后来走的是官民调和的路线。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分歧呢?原因在于明治初年的历史背景,在于《劝学篇》本身,特别在于福泽提出的震惊社会的“政府与人民契约”的理论。

福泽谕吉以社会契约说的形式介绍现代自然法的思想,并且大胆地认为这种契约说也适合日本的现状。不言而喻,福泽不是首倡者。加藤弘之在《立宪政体略》、《真政大意》、《国体新论》等著作中,就主张社会契约说。加藤的朴素观念自然遭到天皇制和明治独裁政府的否定,结果与他的本意相反,成为鼓舞民权派的精神力量。加藤一气之下,宣布原来的两本著作从此绝版,并出版《人权新说》(明治15年),以表明自己的转变。也许福泽谕吉已经洞察到这种危险性,他在《劝学篇》第六、七篇(明治7年出版)中就试图进行理论与现实的替换。

福泽谕吉的契约思想包括这些论点:何谓政府?何谓国民遵守政府法律?这好比“国中人民商定成立名为‘一个国家’的公司,公司制订法规,予以实施”。政府原本产生于国民的社会契约,所以“政府是国民的代理,想国民之所想,为国民办事”。政府的外交权、征税权也是如此,“根据约法,人民给予政府的东西,非从政者决不能妄加评论”。“服从国民的政府,并非服从政府的做法,而是服从自我的做法。”所以,“国民……决不可以背离约法、违反法律。”

政府产生于国民契约这种思想本身是极其革命的。因为它以国民是主权者这个意识为前提, 政府始终置于被改造、被变革、被否认的处境之中。根据这个理论,朱子学先验的秩序观将被全盘否定,德川幕府自不待说,未与人民群众进行任何商量就随意成立的萨长藩阀政权自然也要被彻底否定。

象福泽谕吉这样的人,当然不会相信现实的明治政府是“与国民约法后成立的。”他清楚地知道,萨长诸藩就是运用暴力粉碎福泽谕吉这样的幕臣和佐幕派藩阀的抵抗,凭借武力夺取权力的,然而依然若无其事地大谈特谈契约论,好象明治政府是“人民的代理”,受到国民的信任和委托来行使职权的“契约政府”似的。福泽在第七篇《论国民之天职》中说,“人民是师家,又是主义”。他假设如果“政府超越法律上的地位、施行暴政”时,人民该怎么办?

第一,屈从政府是卑躬屈膝的表现;第二,以实力对抗政府“只能以暴还暴、以愚还愚”,是“不妥的想法”;第三,坚持真理,舍身力争。不论遭受暴政如何残酷的迫害,必须强忍痛苦而不堕其志,手不持寸铁,不施加任何实力手段,只能坚持真理向政府力争,这才是唯一正确的途径。

这一篇谈的是“表面性”的理论。本篇发表的时候,正是设立民选议院建议书发表的明治7年,自由民权运动方兴未艾。如果以识别“表面性”与“真实性”、理论与现实的眼光来读这篇文章,可以说它的意识形态功能不过是一种思想的诈骗。因为福泽只字不提国家、政府必须接受人民的委托和权限让与的“场”(国会)以及双方承担义务的契约保障(国约宪法)的问题,只是单方面地一味强调国民必须服从国法、对政府的暴政只能坚持真理,忍受痛苦的义务。

《劝学篇》之后不久,植木枝盛发表《猿人政府》、《论自由不可不以鲜血换取》等文章,遭受思想压迫,被捕入狱。这时,民权派的道路已经和福泽谕吉的道路分道扬镳。当人们从 《劝学篇》中认识到新时代的日本国民应走的道路。接受“天赋人权”,“社会契约”革命观念以后,为着发展、实现这些理论,开展民权运动,要求开设国会,与独裁的政府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因为现实的政府并非福泽所描绘的理想化的政府,不是天赋人权论者,而是神赋帝权论者(帝权神授说);不是与人民契约的国家论者,而是万世一系、神圣不可侵犯的天皇制主张者,这样,二者就不可能达成妥协。即使象福泽谕吉这样的天才,也找不到缝缀二者的理论。所以,后来他在国家学说问题上沉默下来。

东京大学总理加藤弘之援引社会达尔文主义时对这个问题展开探讨。明治前期理论界最大的论战是由福泽的自由民权派盟友加藤挑起来的。这就是明治14-15年著名的“天赋人权”论战。福泽的门下生马场辰猪、植木枝盛等对加藤的国家有机体说和优胜劣败主义口诛笔伐,大加鞭挞。这场论战超出了上层知识界的范围,波及地方民权运动活动家甚至一般青年,论战的内容成了各种讲演会、讨论会的主要议题。明治17年,当时只有16岁的北村透谷宣称:“欲成为一个大政治家,热心为万民谋大事,挽东洋于衰微颓败”,“必先成为一个大哲学家,粉碎盛行于欧洲的优胜劣败之新哲派”。

总之,欧美文明冲击的结果,首先是访问欧美国家的高级官僚制定出现代化蓝图,并且通过福泽等人的启蒙活动,西方文明广泛地影响到社会底层。我们只要亲自到农村调查一番,就会发现很多农家的地窖里都藏着福泽的早期著作,可见他的影响之大。

另外,相模国(属神奈川县)9郡23555人请福泽起草开设国会请愿书;许多私塾、小学校争先恐后地把福泽的著作作为教科书,对此,明治政府惊恐万状,立即制订检查制度,甚至禁止发行。

明治5年,东海道藤泽附近的羽鸟村里,小笠原东阳创办私塾耕余垫,一个名叫小笠原铁四郎的旧姬路藩士、浪人每次上课时,都把学生带到相模滩海滨,对着大海高唱福泽的《世界国尽》。村里人一看见他们,就高兴地说:“东阳先生又开始念经了。”这种情景难道不正是现代日本黎明的象征吗?!

连福泽也未料到,这个东阳先生的私塾培养出许多自由民权运动的勇猛斗士,本书涉及的村野常右卫门、平野友辅、大岛正义、金子角之助等都是耕余塾的学生。

福泽谕吉认为,文明起始于“自发的怀疑”,他教给日本人摆脱岛国根性、奴隶意识和从世界视野观察问题的方式,同时,他也教给日本人不可卑视金钱、享乐,尊重人的欲望,怀疑一切权威的精神和合理主义的生活态度。他的思想虽然存在着使明治国家合法化的意识形 态上的“陷井”(党派性)的一面,但我们不要忘记,作为一个明治人,他热情呼唤民族独立、自立自尊、人性解放、打碎封建制、扫尽官尊民卑的风气。福泽的这种精神,代表着明治时期日本人民思想中最健康、最先进的部分,为千千万万的民众所接受。

遗憾的是,福泽现代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是赖于对资本主义规律的承认及其逻辑的证实,所以 早从明治10年(1880年)开始就和拥护生活权利、谋求自由民权的民众运动发生矛盾、福泽反对早日开设国会、反对民权派推翻独裁政府,坚持认为明治政府是“进步的政府”、高唱官民调和、主张脱亚论、鼓吹增强陆海军力量,出兵大陆,主张扶植特权阶层的大资本家以促进早日富国强兵,这一切使无数崇敬福泽的人感到迷惑不解。

整整一个世纪没有对福泽作出定论,我认为其原因盖出于此。明治14年(1881年)政变时,有人警告说:“福泽才真正是明治国家最可怕的敌人”,然而,福泽比任何人都清楚,这完全是一派胡言。他终生不仕,但他为日本实现资本主义和加强明治国家的力量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立下汗马功劳,实为世所罕见。从这个意义上说,福泽不愧是真正的“文明家”。


摘自《明治的文化》 第二章 欧美文化的冲击  二 启蒙家与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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