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维新史的资料

任何社会每当革命之际必然会伴随着阴谋，有关的记载也多为当时阴谋的结果的记载，因而不足凭信，这种情况自古以来屡见不鲜。但是经过一段时日之后，涉及当时阴谋者多已不在人世，对历史的观察也就自然趋于公正，有时往往会因发现不同于历来记载的资料而史实为之一变。在中国那样的国家，不仅在朝代更换之时，即使是同一朝代，在阴谋篡权夺位之后，这种情况也会反复重演。

例如，关于明代永乐帝夺取建文帝王位的所谓靖难之役，明代的记载就不认可建文这一朝代，称之为革除，而把前一朝代洪武的年号期间加以延长。但到了永乐帝的曾孙或玄孙一代时，又出现了建文帝没有死于靖难之役而是扮作僧侣逃生的记载，最终建文帝又被奉迎回明宫，以僧侣身份颐享天年。清朝撰《明史》时不采信此说，竭力主张建文帝乃死于靖难之役，而在明朝普遍不认同此说。

这件事孰是孰非，真伪难辨，此姑且不论。总而言之，一个引人注目的事件之后，总会出现形形色色的历史谜团而使后来者苦于分辨。事件平息之后，往往由于各种阴谋的痕迹被掩盖遮蔽，其结果是只能采纳胜者一方的材料加以记录，倘若能够尽早采集另一方即败者的资料，那么产生暧昧不清的疑问就会相对减少许多。如今把历史已当作一门学问来研究，提示历史真相成为一件神圣的工作，必须要具有这种认识，而一时的患得患失在神圣的历史面前则是微不足道的了。

从上述立场观察日本维新史，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不清楚现在的维新史料编纂局是根据什么方针、在收集哪一些资料。但最初主持该局的是藩阀思想最为浓厚的井上馨，而称作其委员的人物也多为维新以后藩阀方面的人士，从这一点上来看，就很难断言他们不会以有利于胜利者一方的方法来书写历史。现实是，维新前后殉难者的待遇这类事情就相当有失公允。

戊辰战争中的败北者最终结果是投降，他们对当时以及后来一直为胜利者的态度从没任何抱怨。其后曾有数次大赦特赦，除却贼名，德川庆喜甚至后来被列为公爵，但维新时期为反对萨摩长洲而战死，或负战败之责被赐死者并未荣浴赠位恩典。此当然是不足为取的顺逆论，但同样的做法，与先于其三、四年即元治元年（1864）京都发生的事变比较，很清楚两者是极其矛盾的。

元治元年的事变是长州及其他藩阀的士兵炮击皇宫，后其被会津萨摩的军队所破，或战死，或自尽，其统率者长州三家老翌年面临幕府的讨伐服罪自杀。从当时的顺逆来讲，很显然他们理应担当的是贼名，而且尽管他们服罪的方式与维新之际东北诸藩的家老相同，但那些人都荣浴赠位的恩典。现在已经没有必要对维新之际胜利者所采用取的权宜之策加以指责，但当时的骚乱仅为意见相左，无论胜利一方还是失败一方，皆无对朝廷企图发动叛乱之意，这既然在维新时已五十年后的今天已经真相大白，那么就应该不问其为萨长派或反萨长派而给以同一待遇。

这不是对历史事实的纠正，作为历史事实，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部官撰维新史，政府以何种态度看待维新史尚不清楚，然而实际上行世的历史大多皆为萨长派所书，是根据所谓尊攘派的观点而做的。不过，在这中间，已故山川浩氏所著《京都守护职始末》是以截然不同的立场写的。这部书是于明治四十四年出版的，听说书在此之前早已写成，费了不少周折才得以问世。这部书是撰述有关会津藩受任京都守护职，得到孝明天皇特别倚重一事的始末。在这部书问世之前，同是会津人，一个名叫北原雅长的人写过一本《守护者小史》，但这本书没有丝毫记载一点关于孝明天皇如何依赖会津藩士这一类机密材料。直到山川浩的这一著述问世，真相才得以显露。

德川庆喜晚年被赐授公爵时，长州藩阀的思想也趋于变得宽容，但这是在涩泽荣一等人在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人中间斡旋，在某种程度上达到的妥协，庆喜公才得以再度在社会露面。近年来出现的有关庆喜公的报道也多少出自于这种妥协之意，但不能与《京都守护职始末》等同看待，那是将维新的胜利者完全转至对立一面，决意为其藩伸冤，澄清事实而写的一部书。迄今为止，社会上出现的有影响的反萨长派著述不过这么一两部而已。倘若历来对待维新的顺逆论的态度能够更为宽容的话，那么应该还会出现许多类似的著述。

不过，像会津藩那样，对深蒙孝明天皇知遇之恩又以悲怆结局告终有深刻感受的地方并非很多，所以很难出现类似《京都守护职》始末那样的名著。即便如此，事关维新，能够充分反映萨长一方观点、主张的著述肯定会出现的，其并非一定就是很成熟的著述。现在还是有收集到这一材料的机会。

维新史料编纂局对这些情况是否已作了充分的准备，予以了充分的关注？维新史料编纂局设立以来，既没有公开过其业绩，也没有让社会了解其究竟做了哪些事情。作为一个政府机构，其态度实在是怠懈至极，而舆论对此丝毫不闻不问也实在令人匪夷所思。迄今为止，从相关委员等组织情况来看，其收集资料的态度也足以令人质疑。若非如此，就应该不定期地公布其资料收集方式以及收集到的资料，以示其公正。

本人把这类事情作为理当之事并非出自想象，而是握有一些确实证据，试举其一二。一件是关于久迩宫家的事。已做久迩宫朝彦亲王维新前名称中川宫，其深受孝明天皇信赖，《京都守护职始末》中也谈到，孝明天皇曾多次赐翰，尊其为“真实连枝”，事无巨细皆与其商计，当时有反对派，每每对其中伤，而天皇完全不加以理睬。孝明天皇驾崩后不久，这一亲王被一阴谋所陷害，以谋反嫌疑被流放广岛。

这件事实际上完全出于阴谋毒计，当时受萨长派政府指派，有使者带上亲王谋反的文书前往调查。据说此使者就是已故男爵中岛锡胤，其当着亲王面打开文书，亲王说自己全然不知此事，因文书上捺有掌印，亲王将自己的手合在其掌印之上，其掌印比亲王的手要大，两者完全不吻合。使者中岛一言不发，原路而归。但尽管如此，亲王谋反的嫌疑并没有消除，毫无理由地被流放去了广岛。

后来声称赦免，亲王获准从广岛回到东京，此时其已非常穷困，据说从山内容堂侯借了五百两金子才回到京都。这些事都是笔者后来从调查久迩宫家传记的已故内藤耻叟翁处亲耳所闻。据说久迩家 将其传记秘而不宣，不公之于世。时至今日，为维护胜利者的形象，这些事还一直掩盖真相是极其不妥当的，应该把所有原始材料公之于世。

本人曾拜读过近卫公爵家所藏140余通孝明天皇亲笔信翰，信翰中的语气完全不像是峻然有别的君臣关系，而是宛如对待亲朋中的长者，蔼然可亲。其中还有天皇欲求购所喜爱的刀剑，但窘于财力，求助于人的记载。信翰所书完全是天皇心迹的坦露。这些信翰曾被明治天皇借阅，据说其中十多通被留了下来，返还的是其抄件。在笔者所拜读的信翰中，最重大的事件仍同山川浩氏《京都守护职始末》中所写的一样，是废止七卿朝见事件。当时朝廷上的激烈争辩扰乱圣心，废止朝见可使圣心宁静，此举亦为圣上认可。笔者在此之前阅读过《京都守护职始末》，发现会津像所有的信翰与这些资料完全一致，由此可知当时情况的真相。

类似这样有价值的原始资料或许在其他公卿华族处也有收藏。不过维新以后，当时胜利者的气焰不可一世，这些原始资料想必尘封日久，多已破损。今天看来，当时无论是站在幕府一方者，还是帮助长州及浪人一方者，都是为朝廷为国家，所以应该没有任何顾忌把资料提供出来。尤其是维新史料编纂局，如果一直还没有对这些资料进行过调查，那么现在应该以公正的态度也致力于反萨长派的资料收集。至于历史学家根据这些资料如何判断，可以有各自的观点，犹如历来就有拥护萨长联合，发动革命一方的人，也有赞成公武一体进行温和改革一方的人。关键的是，在对待资料的方式上，现在必须摆脱以井上侯爵为中心的时代。

（1922年8月谈话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