幕末

推翻幕府(1)摆脱危机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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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翻幕府(1)摆脱危机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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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门之变”与四国联合舰队占领下关

8月18日政变后,岛津久光、山内容堂、松平春狱等“公武合体”派大名重新得势,幕府与孝明天皇悬着的心放了下来。尊王攘夷派却陷入窘境。在土佐藩,一直依赖前藩主山内容堂的武市瑞山等,却意想不到地被山内容堂下令入狱。他们在狱中一直为保守同道的秘密做着斗争。武市瑞山见其弟田内卫吉身体衰弱,不堪拷问,含着泪令其弟服毒自尽。同道久坂玄瑞虽曾忠告他勿信诸侯,但一直不能从对藩主尽忠的紧箍咒中解脱出来的武市瑞山,只在狱中才使他说出了山内容堂“充其量是个24万石的隐居者”(土佐藩为24万石),才使他觉悟到应该依靠群众。他在狱中还抒怀“野地嫩叶埋雪下,为人践踏春犹来”。在被镇压当中,还预感到胜利之春,表现了革命乐观主义。公元1865年闰五月遂被处死。

在尊王攘夷派据点的长州藩,保守派又复得势。8月政变以前,长州弥漫着革命的民主的空气。当时,除“奇兵队”之外,群众部队也陆续组织起来。猎户的狙击队、力士的力士队、僧侣队、甚至被人视为贱民的人也组织了“屠勇队”。这些总称之为“诸队”。在村镇由富农或商人出钱,还组织了民兵队。民间铁匠炉也认可自由打造武器。在因“肉食之士不堪任事”,而“不问身份差别与门第不同”专以力量为贵的高杉晋作的领导下,实施了为御外敌认可全民武装自由的革命政策。像这种情况,在日本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这使藩的当权派感到不安,但却束手无策。然而,在外敌尚未出现之前却发生了京都政变。当权派又有了劲头。藩主在同年末下令限制“诸队”人数,在队内还要确立“诸士与匹夫之别”。村镇的民兵训练也被禁止。

汇集于长州的该藩内外的尊王攘夷派领导者们焦躁起来。出身于久留米神职人员的真木和泉与久坂玄瑞不顾高杉晋作们的反对,于公元1864年6月进兵京都,7月19日虽曾攻进宫廷,却被幕府的京都守护职松平容保的部下会津藩兵与西乡隆盛指挥下的萨摩藩兵一举击溃,真木和泉与久坂玄瑞都自杀身亡(“禁门之变”)。从此,长州藩与尊王攘夷派,从封建的大义名分上说,就成了天皇的叛逆。天皇遂下令幕府进剿长州。

然而,在这以后的8月5日,以英国舰队司令为总司令的英、法、荷、美四国联合舰队,以17艘军舰与5014名士兵组成的大军进攻下关。长州藩本想以保障外国舰船安全通航下关避免战端,但联合舰队置之不顾地开始进攻,并立即占领下关海峡一带。藩直截了当地投降了。讲和条件有三条即:(1)优待通航海峡的外船;(2)不准修复与新建海峡炮台;(3)向联合舰队的四国支付“本应烧毁下关市街,但未烧毁为此而应缴纳的报酬与军费。第三条的金额达到300万美元的惊人数额,并以长州藩的攘夷是因为执 翻行幕府命令,因而要幕府偿付。

联合舰队的四国已看透幕府无力偿付如此庞大的款项,因此,其本意是以减额为条件夺取更大的永久性的利益。果然,幕府到公元1866年4月为止只偿付150万美元,同时要求延缓偿付余额。联合舰队的四国正安坐以待。同年5月作为延缓偿付的条件,要求保证将兵库和大阪按照安政条约规定的日期(公元1868年1月1日)开放口岸。另外,还强加一份“修改税率合约”即规定关税一律改为以值百抽五为基准的从量税,横滨海关须由英、法、美、荷四国分别聘用一名助手。四国公使为迫使日本签此约,又在兵库湾集结了联合舰队威胁朝廷与幕府。

“修改税率合约”是欧美列强使日本半殖民地化条约的概括。丧失关税自主权的日本,此后长时期不能修改这种超低税率关税,从而被剥夺了保护民族产业的手段,在财政上,本应提高的关税收入也不能提高。海关如同由欧美列强共管一样。

倒幕派与群众

尊王攘夷派及其据点长州藩被当成“叛逆”,非但不是祸,反倒是福。因为他们从这里,从根本上学到了不能依靠天皇的权威与大名的力量,而是依靠他们自身的武力与民众。寺田屋之变,8月18日政变以及大和与生野的起兵都讲授了这一点。他们原来是一点一滴学的,而现在则是硬逼着他们学会的。同时,他们清晰地抓住了这一点,即战略目标就是推翻幕府,并不是为攘夷才去推翻幕府。当幕府拥戴天皇想消灭他们之际,不与幕府斗争,又能与谁斗争呢?

另一方面,他们又从锁国攘夷主义中解脱了出来。当然这并不是说,武士阶层所固有的排外主义已经消逝,而是说,就现实的政治目标而言,攘夷是无意义的。其理由是他们从进行攘夷的体验中,对这一点已有了深切感受,另一方面也因为从他们的据点(藩)都不得不与联合舰队的四国讲和中懂得,攘夷不足以成为制服幕府的战术。但根本的理由则是作为尊王攘夷派的社会基础的富农、乡村商人,从开口通商的冲击中逐步恢复过来,懂得了不是去反对贸易而只能利用贸易以适应新的经济关系。现在甚至岛津久光,在公元1864年元月朝廷会议上,为反对幕府独吞贸易利益都主张开口通商了。另外,长州藩在下关战争讲和时也曾向英国公使提议要把下关作为开口通商的口岸。

这一时期,在统治者最上层,顽固地主张封港攘夷的只剩下孝明天皇们了。孝明天皇在一切问题上都是个封建主义冥顽不灵者。

这样,尊王攘夷派也就变为既不是尊王派,也不是攘夷派,而是转化成倒幕派了。未能进行这种转化,在思想上仍固执尊王攘夷者就被淘汰了。公元1864年春,在筑波山,打着尊王攘夷旗号起兵的水户的天狗党就是一个典型。他们不懂得号召群众,既受到群众攻击,而当受到幕府与水户藩军的追剿时,却又想进军京都,向“禁里”(朝廷)守卫总督德川庆喜倾诉衷肠。他们从夏到冬,从中山道出美浓,正千辛万苦地跨过积雪的山崖,走向越前时,等待着他们的不是别的,而正是根据他们所仰望的德川庆喜的指令派出的进剿他们的军队。他们只得投降了。

在禁门之变与下关战争的连续打击下,长州的尊王攘夷派也不得不暂时后退。反对派掌握了藩的全权,处死了禁门之变的负责人,并向幕府与朝廷请罪。10月又复下令解散了奇兵队与诸队。

但诸队漠视这一命令,更进一步加强了团结以及与群众的结合。这时诸队规定的纪律是“丝毫不得妨碍农活,不得随意进驻农家,遇牛马于小道,应闪之路旁,使其迅速通过,即使无庄稼之地,也不得乱肆践踏”。“山林的竹木伊楮等固不待言,即使是路旁草木也宜勿砍伐。抢夺居民果品、鸡犬等更属无理”。“强者虽百万不惧,弱民一人亦应畏,此乃武士道之本”。此外,在加强与群众的联系上也付诸了足够的重视。这纪律的第一条之所以定为“须以礼让为本,切勿违悖人心;礼让者乃不乱尊卑之等(级),各守其本分、诸事不任性、诚实谦恭、不盛气凌人。”这看起来像是封建身份差别的纪律,但这一 “尊卑之等(级)”应理解为部队上下级的纪律。

得到群众支持的诸队,于同年12月发动起事。第二年即公元1865年2月,再度掌握了藩的权利。高杉晋作与木户孝允掌政务,并起用了村医出身,精通西方军事学的大村益次郎,对军制进行了大改革,加强了抵抗幕府的体制。但在掌权后,高杉晋作等诸队领导层开始对群众有了戒备,为压制群众革命化,一方面以保守的上士们组织起干城队,另一方面则又禁止了自由民兵。从这里就显示出诸队最后不能成为革命党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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