幕末

日本幕末武士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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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幕末武士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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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末日本的部分中下级武上从攘夷运动中兴起,并逐渐成长为倒幕维新势力。他们在时代的内忧外患刺激下,始而倡导和致力于尊王攘夷运动,继而发现西洋的长处,放弃推夷而转向勤王倒幕,终而成为推动日本明治维新的主力。

起据日本学者青木虹二的研究,整个德川时期(1590-1867)的278年间,百姓起义共2809次,其中1192次是在1801年以后的67年中发生的,特别是在天保(1830-1843)与庆应(1865-1867)年冋最为集中。不过,在幕藩体制之下,农民斗争的规模模很难超过藩的范围而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大起义。这一方面是因为各藩的半割据状态,藩与藩之间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均各有差异,各藩的农民之间不易联络;另一方面,各藩均有较强的以武勇为职业的家臣团,在维持藩政权的统治方面很有效率。因而,幕末的农民斗争的特点是规模较小、延续的时间较短。这些斗争在某些藩可能成为推动藩政改革的因素之一,但内忧并没有成为日本幕末政治关注的核心何题。

幕末的政治变局是因为西方列强的东来而引起的。1852年美国培理舰队来航事件以及随后的安政条约的签订所引起的攘夷与开国之争,并由此而激发的关于中央权力的政治争端(公武合体与勤王倒幕之争),使幕末的政治多元化,加之各藩,尤其是西南诸藩为解救财政危机和应付新的变局而推行的藩政改革,均为下级武士打破等级制度、掌握权力提供了历史契机。

在较早实行尊王攘夷的长州藩,1863年5月,下关炮台因炮击美、法、荷等国军舰导致后者的报复性回击,炮台被占。藩当局即命令高杉晋作组织新军队,防守下关,由此产生了在幕末倒暮维新中享有盛名的以下级武士为骨干的“奇兵队”,此外,游击队、八幅队、集义队、义勇队等由“草莽志士”组成的诸队也相继而起。1864年12月,高杉晋作领导诸队于下关举兵,以武力夺取藩政权,由下级武士革新势力组成的“正义派”掌握藩政权。该派的核心人物木户孝允、井上馨,广泽真臣、伊藤博文、前原一诚等均成为长州藩政权的各级领导者,由“正义派”领导的藩政权对幕府实行“武备恭顺”,推行富国强兵的改革,在政治上,设立“政事堂”,起用中下级武士人才,在军事上,起用军政家大村益次郎,进行军制改革.采用西洋阵法和武器装备,并统一全藩军事指押权;在经济上推行殖产兴业,兴办制蜡、制纸、制油、造船、染织等工场,并试图发展海外贸易。在藩政改革过程中,中下级武士改革势力也进一步壮大。

在其他维新雄藩,亦可见到大体类似的过程。土佐藩有两个藩士维新集团,其一是包括后藤象二郎、福冈孝弟、岩崎弥太郎在内的藩政革新集团,自1853年以来即在藩政改革中显露头角;其二是“土佐勤王党”,自1861年成立到1863年2月止,加盟者有192人。倒幕运动中的传奇人物坂本龙马即是该党成员。1864年,勤王党被藩当局弹压,但该藩推行的富国强兵的藩政改革并没有中止。在后藤象二郎等中下级武上的主持下,设立了开成馆,并为推进军备改革和海外贸易事业,设置了军舰、货殖、劝业、课税、矿山、火药、制造等各局。1867年实行兵制改革,坂本龙马受命于长崎组织海援队,中冈慎太郎组织陆援队。同时,明治时代成为日本自由民权运动领袖的坂垣退助担任“大目付”(军事官名)。不久兼任大队司令,从而掌握了本藩的兵权。

作为倒幕维新的主力的萨摩藩,下级武土革新势力较其他藩更顺利地进入藩政权。在较开明的藩主岛津齐彬当政期间(1851-1858)所推行的一系列富国强兵的藩政改革事业中,以立志于改革的中下级藩士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等为核心的“少壮有志者”集团逐渐在藩政改革中获得权力。虽然齐彬死后,他们一度失势,包括西乡隆盛一度被流放海外孤岛,但到1860年左右以这个集团为中心的下级革新藩士已掌握了藩政权。

幕末革新势力的聚集,不仅是在各雄藩之内,而且突破藩的界线,走向藩际联合。这种联合也是由中下级武士在共同志向的基础上推动的,如土佐藩脱藩浪士坂本龙马在萨摩藩的西乡隆盛等的支持下,于长崎建立龟山社中,成为幕末各藩志士联络的重要据点。又如在长州藩的诸队中,忠勇队是由其他藩的浪士编成的,包括土佐勤王党的成员。各藩志士在京都、江户、大阪、长崎等地相互结交与联络策划,终于促成了1866年的萨长联盟以及次年的萨土盟约,为倒幕运动的胜利准备了条件。

幕末下级武士维新变革意识的产生,除了洋学教育的影响外,更重要的是来自他们所亲身从事的藩政改革与“攘夷”的事业。幕末各藩藩政改革的核心问题是财政,西南雄藩为増加财政收入,推行殖产兴业政策,包括发展海外贸易、开办近代产业(矿业及制造)等、这使作为藩政改革担当者的藩士接触到近代生产力。“攘夷”的结果则是与西方列强的武力接触,从而使武士对西方的先进技术有了亲身认识,促使他们从学习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发展到效法西方进行维新变革。如长州藩1863年下关炮击外国船事件后,实行军政改革,购买西洋船舰和枪炮以改造其军队的装备;萨摩藩在萨英战争后,从战争的教训中认识到西方先进技术的长处,转而与英国和好,从英国进口军艇,1865年还向英国派遣15名藩士留学。而且耐人寻味的是,曾在战争中被英军抓作人质的藩士五代友厚也成为这批留英学生中的一员。这样“攘夷”的口号终被放弃。从“尊王攘夷”变为“尊王倒幕”是幕末政治变局中最重要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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