幕藩体制下武士
的状况

武士作为日本历史上一个待定的社会集团，其起源可以追溯到八世纪的贵族为维护自已的领地而蓄养的私人军事力量。平安时代中期以后，地方武士以同族结合为核心形成武士团。成为武家社会的支柱。德川时代的武士直接承袭了中世纪武士团的传统。但在幕藩体制稳定后，也随着时代的演变而有若干变化。从广义上说，武士这一概念包括所有臣属于将军的幕臣、大名及其家臣，但在德川时代的幕藩体制之下，武士通常是用来指称属于将军的幕臣（包括旗本和御家人）以及臣属于各个大名的藩士，也就是明治维新初年进行身份改革时划为士族的这一社会群体。

德川时代是在幕藩体制的统治之下。将军的幕府是一个军事•政治组织的复合体，构成全国最高的权力中枢。将军是全国最大的封建领主，不仅直接领有全国可耕地的15%以上（42万石）。而且直接控制全国的重要矿山、港口（大阪、长崎）以及大都市（江户、京都）。垄断全国的货币铸造和对外贸易，对大名具有压倒的经济势力。在政治上，幕府通过《武家诸法度》、参勤交代制等对大名实行严格控制。将军与大名在知行（封地）制度之下结成封建主从关系，大名必须服从和效忠将军，对幕府承担相应的军役与公役，将军对违令的大名可实行改易，减封乃至除封等处分，因此，大名的人数在不同时期会有所变动。据享保十七年（1732年）调査，全国有大名260家，而在王政复古前夕，全国的大名数是266家。大名拥有的封地（知行地）少则1万石，多则100万石，是仅次于将军的封建领主。将军和大名都拥有各自的家臣团，依赖他们在各自的领地内执行军事和行政职能。直属于幕府的家臣包括旗本（中、上层家臣）约5000家，御家人（下级家臣）约2万家。各藩大名的家臣团的规模，则因其领地的大小不同而异，小藩百余人，而大藩则可多达数千乃至上万人。如中小藩平户藩（有领地6.3万石）“茶堂”（家臣等级的称谓）以上等级的家臣有506名；而大藩熊本藩在19世纪初有家臣7308人，长州藩有5675人，萨摩藩的家臣团最为庞大，包括乡士在内，连同其家属。总数达12万余人。

在幕藩体制下，各藩藩政各自为政，武士等级的划分及称谓也呈现很大的差异，因而要统计全国武士的总数是一个颇为复杂的问题，难以确定哪些人应属于武士阶层。1872年明治政府实行废藩置县。下令各藩按阶级类别上报人口数。各藩对本藩平民与士族划分的界定，显示出五花八门的差异。一般来说，中上级武士的地位比较明确，没有疑冋，但处于最下级，或者处于武士群体边际的等级，如足轻、乡士、浪人等是否该划为士族，应以什么为界线来划分士族与平民。由于各藩的情况不一，很进找到统一的标准。只能根据各藩的实际情况而定。1872年完成的统计表明，全国士族的总数为258952人（连同家属1023215人），卒族166873人（连同家属492199人），随后废除卒族，卒族中地位世袭者归入士族，非世袭者列入平民。这样，士族的总数为4088823户，1892449人，约占当时人口总数的5%。

在幕藩体制下的严格的等级制度中，武士是仅次于大名而高于平民的特权阶层，在法律上享有区别于平民的特权地位，不能与平民通婚。在武士群体内部，等级制度也十分严格。各藩藩士等级的划分与名目不尽一致，但大体上，他们的身份等级（士格或家格）均可以以“石高”，即他们受封地的农产品收获量来衡量，只有具有相当的身分等级，才能担当相立的职位。士格或家格均由世袭而来，原则上，下级武士与上级武士之间不能流动。如明治时代的著名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就是岀身于中律藩的下级武士家庭，他父亲受制于身份，怀才不遇，福泽后来在其自传中抨击这种严格的等级制度，说“门阀制度是吾父之敌”。这种僵化的等级制度使武士只能在前定的框架之中生活，固守各自的身份、知行地〈或知行取）及对大名的义务，但一旦有机会时，不满的下级武土就可能寻求新的岀身立世之道。

武士的生活来源于他所臣属的藩主，其经济收入的形式有两种：一种是知行地（封地）；另一种是知行取，即直接从藩库获得俸禄米。自17世纪以来，各藩通过数次“检地”，逐渐减少藩士的知行地，扩大大名直辖地，使越来越多的藩士直接从藩库支取俸禄米，只有少数上级武士与封地甚少的在乡乡士还有封地。这样就使江户时代的绝大部分武士都脱离了农业时代财富的源泉——土地。不少史家已经指出，完全依赖禄米为生的武士，尤其是中下级武土的经济生活并不富裕。据一项详尽的量化分析，德川幕府的御家人的收入一般少于100袋，大多数在30-70袋之间。一个收入50袋的御家人，在江户时代最好的年头1696年，参照当时的米价和必须生活品物价，只能维持一个三口之家的很低的生活水准，他们大部分时间只能吃小麦与杂粮，而不是大米。这种经济状况只相当于一个普通工匠的水平。而收入低于50袋的御家人，情况就更糟，他伯本人或家属往往不得不从事一些手工业为家庭副业，以弥补生活开支。至于各藩的藩土，收入一般较幕臣更低，以石高为35万石的冈山藩为例，该藩1841年有约2000名藩士，其中80%是年收入低于10袋的中下级藩士，一半的藩士只有30 -50袋。这代表了相当多的下级武士的经济状况。而且还需注意的是，几乎所有的藩，由于各种原因，诸如前往江户参勤交代的庞大开支、分担幕府土木工程费用、自然灾害以及大名个人及其家庭的奢侈浪费等，都遇到程度不等的财政困难，各藩财政入不败出时，靠从商人手中借钱来填补赤字，往往负债累累。长州藩在天保十一年的负债额达当年度岁入的24倍；萨摩藩到文政末年欠下500万两藩债，按天保改革的计划，要250年才能还清。大藩雄藩尚且如此，中小藩在财政上的困境更可想而知。为了摆脱财政困境，许多藩都向下转嫁危机，克扣本藩藩士的俸禄米，名曰“征借”，征借的比例占藩士禄米额的一成至五六成不等。被集住在“城下町”（各藩藩城的市街）的武士，随着都市的商业化，生活需求不断増如，但他们的收入却难以増加，如果再被削减，就更难维持其生活水准了。而且，脱离了土地的武士也无法再向下转嫁危机。因此，到幕末。中下级武士层的贫困化成为十分普遍的现象。

武士构成幕藩体制的支柱，垄断了徳川吋代的政治与军事职业。顾名思义，武士本来是以武勇和战斗为其职业，但德川幕府建立后享有二百多年和平。在和平时代，武士的军事职能只是护卫潘主的城堡或在藩主往江户参勤交代时承祖护送及礼仪性工作，他们在军事上的作用逐渐减弱。而在“文”方面的职能逐渐加强。这一趋势从德川时代的所谓“武士道”中亦可得到反映。所谓武士道，就是规范武士行为的道德与精神，幕府的《武家谱法度》及各藩的“家训”所作的规定是武士所必须认同和遵从的行为规范。大体说来，其主要内容不外乎仁义忠孝、能文能武、智勇兼备、重礼节、能忍耐等等。这种强调忠孝仁义、文武双全的理想规范正反映了德川和平时代对武士的要求。各级封建领主需要能承担行政管理职能，治理好其领地的行政人才，因而无不鼓励其家臣学习文化。各藩都先后为本藩藩士建立了藩校，通过藩校和其他民间教育机构受到传统教育的武士成为江户时代最有文化的知识阶层。

武士执行其政治职能的方式是直接服务于幕府或藩权力机构。自幕藩体制建立以来，随着兵农分离的实现和各藩藩城及其周围市街的发展与完善，武士大多居住在落主所驻的城市，按各自的身份等级承担各级官职。下表掲示的是幕府的家臣团担任官职者的比例：

资料来源：园田英弘《宫中席次的思想》，飞鸟井雅道编《国民文化的形成》

按上表合计，幕府的家臣团中，官职就任率为88. 8%。各藩虽无准确的统计，但可以推知，大部分藩士均有机会岀任藩当局的各种官职，执行军事、行政管理、文化教育、社会治安等各方面的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