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论概略·第九章

日本文明的来源

如前章所述，西洋文明的特点是这样，关于人的社会关系，开始是各种学说同时并立，中间经过争论彼此逐渐接近，最后合而为一，其中含有自由精神。这好象把金银铜铁等元素，熔化在一起，变成一种非金、非银、又非铜非铁的化合物，各种成分保持均衡，互相构成一个整体。可是，我们日本的情形，就与此大不相同了。日本文明，关于人的社会关系，当然也有各种因素，君主、贵族、宗教和人民等自古就有，并各自形成一个阶层，各有各的思想。但是这些思想未能并立，未能互相接近和合而为一，这好比虽有金银铜铁各种元素，但未能镕合成一体。即或镕合在一起，实际上并不是各种元素保持着均衡，不是偏重偏轻，就是其中的一种元素消灭了其他元素，使其他元素不能现出本色。这好比铸造金银货币时，虽然掺入十分之一的铜，但是不能现出铜的本色，铸造出来的货币仿佛是纯金银货币一样。这就叫作偏重。文明的自由，并不是用其他自由所能换取到的，只有允许享受各种权利，使能获得各种利益，容纳各家的意见，使各种力量得以发挥，彼此保持均衡，才存在这种自由。自由也可以说是从不自由当中孕育出来的。所以，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不论政府、人民、学者或官吏等各种不同阶层，凡是拥有一定权力的，不管智力也好，膂力也好，只要叫做力量，就必须有一定的限度。人类的任何权力，绝不可能是尽美尽善的东西，其中必然包含着固有的缺陷，或者因为卑怯而误事，或者因为过激而出乱子，这种事例从古今历史上可以看到。这就是偏重的祸害，有权者应该引以为戒。日本文明与西洋文明相比，一个突出的区别就在于权力偏重这一点。

在日本，权力的偏重，普遍地浸透了人与人的关系中。本书第二章曾谈到一国人民的风气问题，而权力的偏重也是这种风气之一。今天学者讨论权力问题时，往往把政府和人民对立起来，不是愤恨政府的专制，就是责难人民的放肆。但若详细观察事情真相，深入分析，就可以看出，这种偏重，从最大的人的关系一直到最小的人的关系，不论大小，也不论公私，只要有人的关系，就没有不存在着权力的偏重。譬如日本全国有千百个天平，不论大天平或是小天平，都偏于一方，失去了平衡。又如一个三角四面体的结晶物，即使把它破成一千块一万块，或者把它捣成粉末，它的每一个分子仍然不失三角四面的特征，若再把这些粉粒合成一小片或者一大块，仍然形成三角四面体的形状。权力的偏重，就象上述比喻这样，普遍贯穿到每一事物的最微细的末端，然而这种情况并没引起学者的注意，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无非是因为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大而且公，所以才引起人们的注意，议论也就多半偏于这一方面。现在根据实际情况来谈谈偏重问题。哪里有男女的关系，哪里就有男女权力的偏重，哪里有父子的关系，哪里就有父子权力的偏重，在兄弟的关系上是这样，长幼的关系上也是这样。家庭间如此，社会上的情况也是如此。他如师徒、主仆、贫富、贵贱、新手老手、嫡系旁系等等，所有这一切上面都存在着权力的偏重。进一步从人类种族社会的形成过程来看，在封建时代，诸侯有大小之分，寺院有正支之别，神社有本末之异等等，只要有人的关系的地方，就有权力的偏重。在政府方面，按着官吏的地位等级，偏重的情形最为严重。政府官吏在平民面前作威作福，看起来好象很有权力，但这些官吏在政府里，受上级的压迫，比平民受官吏的压迫还要厉害。例如，地方小吏呼唤村长谈话时，态度傲慢无礼令人厌恶，但是这些小吏在长官面前，其卑躬屈膝情形，更是可怜亦复可笑。村长受到小吏的无理叱责，固然值得同情，但是他回村里无理叱责村民，又极可恶。甲受乙的压迫，乙受丙的压迫，压迫欺凌循环不已，这也可以说是一奇观。本来，人的贵贱贫富、智愚强弱的程度，按照各个人的条件（Conition）分为无数等级，虽然存在这种等级，但并不妨碍人与人的交往。然而，由于人们这些情况的不同，往往他的权利（Right）也跟着不同，这就是权力的偏重。

如果只从表面上看，现在的情况好象只有政府是有权者。但如果仔细分析政府究竟是什么东西，为什么这样有权，就能得到比较细致的结论。政府本来是人民相聚处理事务的场所，在这里工作的人，或称之为君主或称之为官吏。而这些君主和官吏，并非生来就是当权的君主和官吏。即使封建时代有世袭官爵的习惯，但实际办事的大多是偶然选拔出来的人物。这些人物一旦进入政府，并不会立即改变其生来的本性。那些在政府里弄权的，也不过是暴露了他的生平本色罢了。例如，在封建时代，也曾有过选拔贱民充任政府要职的事，但他们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作为，而只是因袭过去，充其量也不过作得比较巧妙些罢了。所谓巧妙，是指弄权方面而言的，他们不是爱民使人民愚昧，就是威压人民，使人民畏惧。如果让这种人处在民间，他们的作风也是一样，让他们留在乡村，或留在城市，也一定是这种作风，总之，这是我国人不可避免的通病，谁也不能例外。只是因为政府工作，事体宏大涉及面广，容易引人注目，而经常成为谈论的对象。所以，政府并不是弄权的根源，而只是集中了专权者的场所，它正是给专权者以用武之地，使其得以显示生平的本色，任所欲为的场所。如果不是这样，把弄权的根源归之于政府，那么，人们只在作官期间才患这种流行病，而在作官以前和以后，难道就没有这种症状么？这是说不通的。本来，专权就是有权者的通病，他们一旦身在政府大权在握，就要迷醉于权力，进而滥用职权。也许因为政府或一家的具体情况，势非专权不可。然而，就一般人来说，如果平素受的教育和生活习惯中没有专权的思想作风，一旦参加了政府，就立刻学会弄权，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根据以上的论述，爱弄权柄和由此造成的权力偏重，决不限于政府，而应当说这是全国人民的风气。这种风气，就是西洋各国和日本之间的最明显的差别，现在必须探讨其原因，但这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在西洋人的著作里有这样说的：亚洲人弄权的原因，是由于气候温暖、土地肥沃、人口过多和在地理上山海险阻广阔，因而产生了极端的幻想和恐怖之念的原故。用这种说法来说明日本的情况，能否解决问题，很难断定。即使能解决问题，而这些原因都属于自然条件，人力是无可如何的了。所以，我想只就事物的发展来阐明弄权的原因。苟能找出原因，也就会有适当的对策。我们日本在开国之初，也和世界各国一样，若干人民结成一群，由群里膂力最强、智力最高的人物来支配一切，或者是由外来的征服者当酋长。根据历史记载，神武天皇就是从西方率领着军队来的。统治一群人民，当然不是一个人的力量所能作到的，所以在酋长之下必须有辅助他的人，而这些人可能都是从酋长的亲戚或朋友中间选拔出来的，他们同心协力，形成了一个政府的体制。政府体制形成之后，政府里的人便成为统治者，人民便成为统治的对象，于是就分成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统治者叫作上或主或内，被统治者叫作下或客或外。因此，上下、主客，内外的区别，也就截然分开了。从此这两者成为日本人之间的互相关系上的两大分野，也可以说这是我国文明的两个因素。自古至今，人的关系虽然多种多样，但归根结底都可归纳成为这两种因素，而没有任何一种可以例外（分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

统治人当然不是容易的事，因此，站在统治者立场的人，必须膂力与智力兼备，并且还须有些财富。既能具备膂力与智力且有财富，就可以得到统治者的权力。所以，统治者必然都是有权者。而王室则在这些有权者之上，集中他们的力量统治全国，当然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了。同时，被统治的人民，由于王室由来已久，也就越来越服从它，自从神功皇后时代以来，屡有外征，由此可知，当时皇室已威服全国，毫无内顾之忧。后来，文化渐开，有了养蚕、造船的技术和纺织、耕种的工具，以及医儒、佛教的书籍等其他各种文明事物，其中，有的从朝鲜传来，有的是本国发明的，这样，人们的生活方式日渐丰富起来，但管理这些文明事物的权力，全部操在政府手里，人民只有俯首听命而已。不仅如此，连全国的土地以至人民的身体，也都成为王室的私有财产。换句话说，被统治者等于统治者的奴隶。到了后世，仍有“御国”、“御田”、“御百姓”等的称呼，这个“御”字就是尊敬政府的意思，也就是说，日本国内的土地和人民的身体都是政府的私有物。仁德天皇看到民间炊烟遍起，曾说：“朕已富矣”，这毕竟是出于爱民之心，视人民的富裕为自己的富裕，堪称心平气和的仁君了。然而，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时天皇是把天下看成一家和自己的私有财产。在这种形势之下，天下大权都集中于王室，因而，权力经常偏重于一方面，一直到它的末代。总之，如前所述，从至大到微小的地方，一切事物都存在着权力的偏重，如把人与人的关系，分为千万个，就有千万个的偏重，把它归纳成一百个，就有一百个的偏重，若缩小到王室与人民这两层，则两者之间也有偏重，也就是权力经常是偏重于王室的一方面（国家权力偏重于王室）。

源、平二氏兴起后，天下的权力归于武门，似乎从此武门与王室平分秋色，人与人的关系为之一变，但事实并非如此。无论源、平二氏或是王室，都是属于统治者的范畴，国家权力归于武门，只是这个统治者把权力转移到另一个统治者而已，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依然保持着上下、主从的形势，和以往丝毫没有两样。不仅如此，在光仁天皇宝龟年间，更下令天下，划分兵农，从人民中间选拔既富裕又有武艺者服兵役，使羸弱者从事农业。这个命令的精神在于，使富而强的人用武力保护弱小者，贫而弱者就得从事农业以供养武人，因此贫弱者越发贫弱，富强者越发富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界限更加明显，权力的偏重更加严重了。根据各种书籍的记载，自源赖朝就任六十余州的总追捕使之后，在各郡设置“守护”，在各庄园设置“庄头”，从而削弱了以往的国司、庄司的职权，从那时起，所有的统治阶级出身、手下又有人的武士们，凡有可夤缘攀附者都当上了守护或庄头，他的部下便称为“御家人”，而受守护庄头的指挥，因此，都成了幕府的部属，并且还制定了每百日交代一次，轮流守卫鎌仓的办法。到了北条时代，情况也大致相同，国内到处都有武人。承久之乱时，北条泰时，在五月二十二日以十八骑鎌仓出发，但到了同月二十五日，仅仅三日之间，东国的兵力就已全部集结完毕，共数达十九万骑之多。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各地武人，经常忙于备战，根本没有时间从事农业，而依靠农民的供养过活。兵和农的界限愈分明，随着人口的增加，武人的数目也就愈多。源赖朝时期，曾把关东直属的武士，大部分派充各郡的守护，每隔三年或五年调动一次，后来，不知什么时候都变成了世袭的职务。北条氏灭亡，到了足利时代，这些守护便互相吞并，有兴起的，也有灭亡的，有被土豪驱逐的，也有被部下纂夺的，因而逐渐形成了封建割据的局面。概括地说，自从建立王朝以来，日本的武人，最初是分散在全国各地，各自掌握权力，拥护王室。在到鎌仓时代以前这段时间里，逐渐结成为若干小集团，这才有了大诸侯小诸侯之称。到了足利时代，又结成更大的集团，但是这些集团未能进一步结合起来，这就形成了应仁年代以后的混乱局面，和武人的极盛时代。武人跋扈的社会里，有离合聚散、盛衰兴亡，但是在人民的社会里，却没有任何变化，只知从事农业以供奉武人。所以，在人民的心目中，王室与武门并无区别，武人社会的治乱兴衰，对人民来说，无异于天时气候的变化，只有从旁观其演变而已（由于武门兴起后，破除了对神权政府的迷信，其益处在第二章已有论述）。

根据新井白石的说法：“天下大势经过九次变迁，才到了武门时代，武门时代又经过五次变迁，才到了德川时代。”其他各家的说法也与此大同小异。这种说法，只是关于日本执政者的新旧交替，说它有几次变迁。直到目前为止，日本史书大都不外乎说明王室的世系，讨论君臣有司的得失，或者象说评书者讲述战争故事那样记载战争胜负情况。就是偶尔涉及与政府无关的事，无非是记载一些有关佛教的荒诞之说，是不值得一看的。总而言之，没有日本国家的历史，只有日本政府的历史。这是由于学者的疏忽，可以说是国家的一大缺点。至于新井先生的“读史余论”，也是属于这一类的史书。该书虽然论到天下大势的变化，但实质上并不是天下大势的变化，早在王室时代局势已定。自从分成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两种成分和划分了兵农以后，这种界限更加明确，直到今天，从未发生任何改变。所以，在王代的末期，虽有藤原氏的专权和太上皇的听政，但这些都是王室内部的问题，当然与天下形势毫不相干。后来，平氏灭亡，源氏兴起新建幕府于鎌仓，北条氏以陪臣身分执政，足利与南朝对抗而被骂为逆贼，以至于织田氏、丰臣氏、德川氏等相继执政，先后统治了全国，但是这中间只有统治方法的巧拙不同，全国局势，依然如故。所以，北条氏、足利氏所喜欢的，也同样为德川氏所喜欢，甲所忧虑的，也同样为乙所忧虑，甲乙处理其所喜忧的问题的方法，完全也毫无差异。例如，北条、足利政府喜欢五谷丰登、人民驯顺，德川政府也喜欢这样，北条、足利政府所畏惧的叛乱者的种类，在德川时代也是一样。但回过头来看看欧洲各国的情况，就迥然不同了。在欧洲各国，如果在人民当中有了新的宗教主张，政府马上就要采取相应的措施。过去人民只畏惧封建贵族，但随着社会工商业的逐渐发达，中产阶层有了权力之后，又不能不对它有所喜欢或畏惧了。所以，在欧洲各国随着国家形势的变迁，政府也就随着改变其情况。只有我们日本情况不同，不论宗教、学术、商业、工业等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因而政府也无须忧虑和恐惧形势的变化。发现有与政府意图相抵触的，可立即下令禁止，所唯一忧虑的，是惟恐从同一阶级中有人起来推翻执政者（所谓从同一阶级中起来的人，是指统治者中的人）。所以说，日本自建国以来二千五百余年间，政府的所作所为，完全是同样事情的重复。这就好象多次诵读同一版本的书，或多次表演同一出戏剧一样。新井氏所谓天下大势的九次变迁，或五次变迁，只不过是一出戏上演了九场，或上演了五场罢了。某一西洋人的著作里曾经说：亚洲各国也有骚乱和变革，其情况无异于欧洲，但并未因这些变乱而促进国家文明的进步。这种说法，未尝没有道理（政府虽有新旧交替，但国内局势仍原封未动）。

如上所述，政府虽有变革交替，但国内局势从不改变，权力永远偏重于一方，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就好象筑起一道高墙，断绝了关系。不论有形的膂力或无形的德智，以及学问、宗教等都操在统治者手里，而这些人狼狈为奸，争权竞势，因此，财富集中在他们中间，才智集中在他们中间，荣辱和廉耻也集中在他们中间。他们高高在上统治着人民，治乱兴衰，文明的进退，完全属于这群统治者，至于被统治者则从来漫不关心这些问题，只是冷眼旁观而已。例如，日本古代常有战争，如甲越之战，上国与关东之战，光听这些名称，仿佛是两国交战，其实绝对不然。这种战争，只是两国武士之间的战争，人民根本未参与其事。所谓敌国，本来应该是全国人民同仇敌忾之敌，即使不是手执武器奔赴战场，也是应该时时刻刻祈祷本国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无论在任何微小的事情上，都不忘敌我，这样，才能算是真正的敌对国家，才能表现出人民的爱国心来。但是我国的战争，自古以来，就不是这样。我国的战争只是武士与武士之间的战争，而不是人民与人民之间的战争，是一家与另一家之间的战争，而不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因此在两家武士作战时，人民只是袖手旁观，不管是敌方还是我方，谁强大就畏惧谁。所以，在战争时期，随着风色的转变，也许昨天还给我方输送辎重的人，今天就要去替敌方运送军粮。在胜负已定战争结束时，人民也只看到战乱平息庄头更换，既不以胜为荣，也不以败为辱，人民所感激和欢迎的只是新庄头放宽政令，减少田赋。兹举例说明如下。北条氏的地盘是关东的八州，因败于丰臣氏和德川氏而灭亡。灭亡后，八州土地被仇敌德川氏占领。德川家康虽然是个杰出人物，但是怎能设想他一下子就压服了八州的敌人。这是因为八州的人民，既非敌方也非友方，而是北条氏对丰臣氏战争的旁观者。所以，说德川氏进驻关东后所进行扫荡和镇抚残敌，只不过是讨伐北条氏的遗臣而已。至于对待农民和城市居民，好象只用手摸摸头一样，立即使他们安定下来了。这种例子，自古以来举不胜举，直到今日，情况也看不出有什么变化。因此，也可以说日本从来还没真正形成一个国家。如果今天日本和外国发生战争，连同日本人民之中虽然不拿着武器临阵作战，但是关心战争的人，姑且也看作“参战者”的话，然后再把这些参战者的人数和那些所谓“观战者”的人数相比较，孰多孰少，是可以预知的。我曾经说过，日本只有政府，没有国民。也就是指此而言的。固然，在欧洲各国也常有利用战争手段吞并外国领土的事情，但是吞并外国领土，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如果不用强大的兵力加以镇压，或者与当地人民相约，给与若干权利的话，要想把占领地并入自己的版图，是不可能的。由此可见，东方人和西方人风气大不相同（日本人民不关心国事）。

因此，在民间偶尔出现了有才或有德之士，如果居于原来的地位，就不能发挥其才德，从而不得不自动地摆脱其原来地位而进入上层集团。所以，古今来有不少昨天还是布衣庶民，今天便贵为将相的例子。乍看起来，好象上下之间并没有什么界限，其实是这些人逃离了原来的地方而到了另一地方。就好比避开低湿的地方迁移到干燥的高地一样，从他本身来说，固然是得其所哉，但这并不是他亲自把原来的低湿地方用土堆成干燥的高地，所以，湿地依旧是湿地，与他目前所处的干燥的高地相比，其间仍然存在着界限，上下的差别丝毫没有改变。犹如，从前尾张地方的木下藤吉，虽然当上了太阁，可是尾张的人民依旧是从前的农民，情况并没有改变。藤吉只是脱离了农民，加入了武人集团而已。藤吉的飞黄腾达也只是他个人的飞黄腾达，并没有普遍地提高农民的地位。这种情况固然是当时的历史条件所使然，不应以今天的眼光加以评论，即使评论也毫无益处。不过，假设藤吉处在昔日欧洲的自由城市，市民一定不喜欢这位英雄的作为。或者假设藤吉生在今天，作他过去所作的事，并且使那些独立的市民也生活在今天这个时代，评论藤吉的事业时，恐怕这些市民一定要认为藤吉是个没有情谊的人，并且要骂他是不管故乡，背弃农民伙伴，只贪图个人名利而投靠武门的人，而唾弃他。毕竟藤吉和这些市民观点不同，尽管在行为举止的粗密宽严上有相似之处，但自古至今不论时势如何，社会形态如何，二者始终是不能相容的。十三四世纪，在欧洲盛极一时的独立市民，在行为方面虽然也有些粗暴过激或固陋、愚蠢的地方，但他们决没有依靠别人。他们致力于商业，为了保护商业还设置了武备，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到了近代，英法及其它各国的中产阶级，逐渐富裕起来，品行也随之提高，虽然在国会等场合，常常争吵不休，但并不是为了夺取政府的权力来压制人民，而是为了保全自身的地位利益，竭力反抗别人的压制而已。所谓地位利益，从地方上说，就是地方利益（Local　interest），从职业上说，就是阶级利益（Class　interest）。根据个人居住的地方或同业关系，而提出各自的主张，保护各自的利益，为此，甚至不惜牺牲个人生命。但是，日本人自古以来，就不重视自己的地位，只知趋炎附势，企图依靠别人谋求权势，否则，就取而代之，步前人的后尘，即所谓“以暴易暴”，真是卑鄙已极，这与西洋人独立自主的精神相比，确有天壤之别。在古代的中国，楚项羽看到秦始皇出巡的仪仗就说道：“是可取而代之”；汉高祖看到也说：“大丈夫当如斯也”。现在分析这二人的心理，则他们并不是为了保全自己的地位而痛恨秦始皇的暴政，实际上不过是以这种暴政为可乘之机，想要逞其个人的野心，夺取秦始皇的地位，作秦始皇所作的事罢了。也许其暴虐的程度没有达到秦始皇那样，但这也不过是懂得笼络人心，手段比较巧妙而已，至于集权专政统治人民这一点，秦始皇与汉高祖之间毫无二致。在我国，自古以来所谓英雄豪杰人物，固然不少，但从他们的事迹来看，不是项羽就是高祖。有史以来，在日本全国，象独立市民所作的那样事迹，连作梦也想象不到（国民不重视自己的地位）。

宗教是支配人类心灵的东西，本来应该是最自由最独立丝毫不受他人控制丝毫不仰赖他人力量而超然独存的。但是，在我们日本则不然。虽然有人说我国的宗教有神道和佛教两种，但神道始终未能形成宗教的体制。即使在古代有过这种学说，但是早已被吸收到佛教里去，几百年来，从未显露过它的本色。近来，虽然偶尔听到神道这个名称，但也不过是在政府的变革时期，假借王室的余威，想弄一点微不足道的运动而已。这只是一时的偶然现象，照我看来，不能认为它是一个固定的宗教。总之，自古以来，构成日本文明的一部分的宗教，只有一个佛教。但是，佛教从一开始就站到统治者的一边，并依靠了他们的力量。古来日本虽然出现了不少所谓名僧，有的到中国取经，有的在国内创立新派，建立佛寺，教化人民，但大部分都是想博得天子或将军的恩宠，假借他们的势力来传播宗教，甚至还有人以接受政府的爵位为荣的，如任命僧侣为“僧正”、“僧都”等职位就是一例。最早在“延喜式”里，就曾规定，“僧都”以上准于三品。而在后醍醐天皇建武2年的诏旨里，曾规定大僧正准于二品“大纳言”，僧正准于二品“中纳言”，“权僧正”准于三品参议（据《释家官班记》）。根据这种情况，可见当时的名僧也是身兼朝廷的官职，并以其职位与群臣争班次的上下，以席位的高低为荣辱的。因此，日本自古以来虽有宗教，但没听说有过独立的教权。如果现在要了解实际情况，只要到国内有名的寺院，翻阅一下其历史记载，就可以一目了然了。圣武天皇天平年间，在日本各郡都建立了国分寺；桓武天皇延历7年，传教大师在比睿山开山立宗，建立了“根本中堂”，以镇都城的鬼门；嵯峨天皇弘仁7年，弘法大师在高野山开山立宗，天皇曾赐给他印符，建立了大伽蓝；此外还有南都的诸山和京都的各寺。在中古时代，还有鎌仓的五山；在近代，又有上野的东睿山、东京芝区的增上寺等等；以上这些寺院没有一处不是凭借政府的力量而兴建的。其他，历代天皇中归依佛教的，或者亲王出家的，也非常多。相传白河天皇有八个儿子，其中有六人出家为僧，这也是宗教取得权势的原因之一。只有“一向宗”比较接近于独立，但也未能免于这种弊病。在足利末期的大永元年，一向宗的实如上人曾向天子献纳即位用的经费，因此天子封他为“永世准门迹”赐给他和出家亲王相等的地位。同情王室的衰微贫困，贡献有余的金钱，从僧侣的本分来说，本是应该，但事实并非如此，而是通过“西三条入道”的中介，用金钱购买了这一爵位。这可以说是卑鄙之至。所以，自古以来所有日本国内的大寺院，不是天子、皇后的祈祷之所，就是将军、执政者们所建立的；总之，都是御用的寺院。如果问寺院的来历，不是说有受某某将军封为食米几百石，就是住持的身分如何等，就好象士族叙述他自己的家谱一样，听起来令人作呕。寺院门前不但立着下马牌，僧侣出门时，还前呼后拥，净街开道，有的甚至比封建诸侯还要威风。然而，如果考察一下这种威风的根源，就可以知道这并不是宗教的威风，而是假借政府的威风，无非是属俗权中的一部分而已。佛教虽盛，但是完全被收罗在政权之下，普照十方世界的，不是佛光，而是政权的威力。所以，寺院没有独立自主的教权，归依佛教的人没有信教的诚心，也不足为奇了。这里有一证据，自古以来，日本几乎没有因为宗教而引起战争一事，就可以说明日本的信教者是如何懦弱了。信仰宗教的具体表现诚心归依的，只有一些无知无学的村妪野夫的流泪哭泣而已。从这种情形来看，佛法只是文盲世界里的一种工具，只能用于安慰最愚昧的人们的心而已。此外，无任何功用也无任何势力。据说在德川时代，曾有僧侣因破了戒——只是在宗教上破了戒，而不是犯了世俗之罪——，而被政府逮捕起来，游街示众，然后处以流刑。从这种例子就可以看出僧侣是多末没有势力，也可以说僧侣就是政府的奴隶。近来政府下令允许全国僧侣食肉娶妻，根据这个命令来解释，以前僧侣之所以不食肉不接近妇女，并不是因为遵奉宗教的教义，而是没有得到政府的许可，所以才不敢不这样。从这些情形看来，不仅僧侣是政府的奴隶，也可以说日本全国根本就没有宗教（无宗教权）。

宗教尚且如此，儒学就更不必说了。儒书之传入日本，已经很久，如在王朝时代曾设有“博士”，天子躬读汉文书籍；在嵯峨天皇时，“大纳言”藤原冬嗣曾建立劝学院，教导皇族和贵族子弟，宇多天皇时，又有“中纳言”藤原行平设立奖学院等等，汉学逐渐普及，尤其是日本的和歌，自古以来就很盛行。虽然如此，这个时代的一切学问，只有贵族子弟才能得到学习的机会，一切著作书籍，也都出于官宦之手。同时，因为印刷技术还没有发明，所以人民根本就无法受到教育。在鎌仓时代，虽然录用了大江广元、三善康信等儒学家，但这些人也是为政府服务的，从没听说人民中有过学者。承久3年，北条泰时攻入宇治势多时，后鸟羽上皇曾降下一道圣旨，据说当时在北条所率领的五千余名士卒中，寻找能宣读圣旨的人，结果只找到武藏国人藤田三郎一人。由此可见当时的社会文化水平是多么低了。从这时起一直到足利末期，研究文学完全成为僧侣的事，想学习文字的人，非靠寺院不可。后世把学习文字的学生叫作“寺子”，就是因为这种原故。有人说，日本印刷书籍，是由鎌仓时代的五山创始的，这个说法可能是真的。在德川初期，始祖德川家康，首先任用了藤原惺窝，接着又任用了林道春，以后在太平日久，出现了许多有名的儒学家，一直到近世。如上所述，学术的盛衰完全是随着社会的治乱，并未得到独立的地位，在数十百年的干戈动乱期间，完全被操在僧侣之手，这不能不说是学术上的一大憾事。从这件事看来，也可以了解到儒家的情况还不如佛教。但是，在兵荒马乱时期学术衰微，不仅我国如此，世界各国莫不如此。在欧洲，自中古黑暗时代到封建时代，文化的权利，也是完全操在僧侣之手，到了十七世纪以后，社会上才开始有了学术。另外，东西洋在学术风尚上也有所不同，西洋各国以实验为主，而我们日本则向来崇拜孔孟的理论。虚实的差别，固然不可同日而语，但也不能一律加以否定。总之，把我国人民从野蛮世界中拯救出来，而引导到今天这样的文明境界，这不能不归功于佛教和儒学。尤其是近世以来儒学逐渐昌盛，排除了世俗神佛的荒谬之说，扫除了人们的迷信，其功绩的确很大。从这方面来说，儒学也是相当有力的。所以，关于东西洋学术风尚的是非问题，暂且不谈，仅就学术发展的过程，说明两者之间的显著的差异。所谓差异就是指，在乱世之后，当学术产生时，这个学术在西洋各国是从一般人民中产生的，而在日本是从政府中产生的。这点有所不同。西洋各国的学术是学者的事业，在学术的推广上，并无公私之别，而只是在学者的社会中；然而我国的学术，却是属于所谓统治者社会的学术，仿佛是政府的一部分。试看德川幕府统治的二百五十年间，国内的学校，不是幕府本身设立的，就是各藩诸侯设立的。固然也有著名的学者和大部头的著作，但是学者都是诸侯的家臣，著作也都是由官方出版的。固然在“浪人”中也有学者，私人也有刻印书籍的，但是，这种浪人是想作诸侯的家臣而不可得的；私人刻印的书籍，也是希望由官方出版而未能如愿的。在日本国内，从未听说过有学者的学术团体和议论、新闻等的出版，也未见过有传授技术的场所和群众集会讨论的举动。总之，一切有关学术的事情，没有一件是私人办的。偶尔有硕学鸿儒开设私塾从事教学，其学生也必然都是士族。这些人享受世袭的俸禄，侍奉主子，利用业余学习文字。教学的内容也完全符合秉承统治者的要求，专门讲授统治人民的道理。因此，即使读破万卷书，如果不能做官，也是毫无用处。或者偶尔有所谓隐君子的，其实也不是甘心隐居，这些人往往是悲叹怀才不遇，满腹牢骚，不然就是与世隔绝放荡不羁。这种情况就如同日本的学者被关在叫作政府的牢笼里，他们把这个牢笼当做自己的天地，而在这个小天地里苦闷折腾。幸而社会上汉学的教育尚未普及，学者还不多。假如按照汉儒先生们的愿望，出现了无数的学者，都挤在这个狭小的牢笼里，而感到无法容身的时候，其怨恨和苦闷必将更甚，岂非可怜之至。这样牢笼有限而学者层出不穷，这些人根本不知道笼外还有人间世界也不懂得怎样来提高自己的地位，只知道依附当代的权贵，甚至唾面自干而不以为耻。在德川时代，学者一旦得志就是政府和各诸侯的儒官。在名义上虽称为儒官，其实只是给他们一个穿官衣的身分，并不尊重他们，只是把他们当作一种工具使用，同时也不让他们参预所喜爱的政务，仅仅给他们五斗米的俸禄，让他们教导孩子们读书罢了。因为当时社会上识字的人很少，才不得不使用他们，这就好象让“秽多”只限做皮活一样，其卑屈下贱可以说是到了极点。对这种人能要求什么呢？又有什么可责难的呢？在这种人当中没有独立的团体，是不足为奇的，没有一定的主张也不奇怪。而且，政府的专制和压迫人民偶尔也有稍有气魄的儒者对此表示不满，但是，追本溯源，完全是由于夫子自己播种培植的种子生长，蔓延起来以致身受其害，这可以说是作茧自缚。政府的专制是怎样来的呢？即使在政府的本质里本来就存在着专制的因素，但促进这个因素的发展，并加以粉饰的，难道不是儒者的学术吗？自古以来，日本的儒者中，最有才智和最能干的人物，就是最巧于玩弄权柄和最为政府所重用的人。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汉儒是老师，而政府是门人，真是可悲，今天的日本人民，有谁不是人类的子孙呢？在今天的社会上，一方面实行专制，一方面受到专制的压迫，这不能完全归咎于现代人，而是从由于多少代祖先传留下来的遗毒。助长这种遗毒传播的，又是谁呢？汉儒先生们的确起了很大作用（学术不但无权，反而助长了专制）。

如前节所述，儒学和佛教对于日本今天的文明，都各有一定贡献，但是都不免有厚古薄今的弊病。宗教的本旨在于教化人心，其教义是永不移易的。佛家和神道家，用千万年前的故事来劝谕今世的人，这也是当然的。但是儒学和宗教不同，专讲人伦社会的道理和礼乐六艺之事，一半是属于有关于政治的学问。这种学问直到现在还不知道变通改进，这岂不是憾事么？人类的学问是日新月异的，昨日之得，可能变成今日之失，往年之是，将变成今年之非。必须对每件事物都抱怀疑态度，然后努力探讨钻研，从事发明改革，子弟胜过父兄，后进赶过先进，如此积年累月地一代一代发展下去，才能达到进步和昌盛。只有当我们回顾百年前的许多事物，感到幼稚而又粗野，可笑而又可怜，才能证明今天的文明进步和学术的发展。论语说：“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孟子说：“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又说：“文王我师也，周公岂我欺哉”。从这几句话就可以看到汉学的精神。所谓“后生可畏”的意思，就是说，后进者如果能努力学习，也能赶上今人，所以不可懈怠。因此，如果后人尽最大的努力，充其量也不过达到今人的水平，而且今人又都是些不及古人的末世之民，那么，纵然赶上，也不值得庆幸。如果后进学者发愤自强，立志前进，只是要成为数千年前的虞舜，或者引证周公的话来效仿文王的话，这就好象没有出息的孩子，从老师那里领来字帖，拚命照样摹仿一样。因为从一开始就认为不如老师，写得再好，也不过是摹仿老师的笔法而已，绝不会超过老师。汉儒的系统是从尧舜传到禹、汤、文、武、周公以至于孔子，孔子以后，圣人就断了种，不论在中国，或在日本，再没有出现过圣人。孟子以后，宋代的儒者和日本的硕学大儒，对后世可以自诩，但是对孔子以上的古圣人则一句话也不敢说，而只有叹息自己学圣人而不及圣人而已。所以儒教在后世愈传愈坏，逐渐降低了人的智德，恶人和愚者越来越多，一代又一代地相传到末世的今天，这样发展下去简直要变成了禽兽世界，这是和用算盘计算数字一样准确。幸而人类智慧进步的规律，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决不象儒者所想象那样，不断涌现胜于古人的人物，促进了文明的进步，推翻了儒者的设想。这是我们人民的大幸。他们如此迷信古代崇拜古代，而自己丝毫不动脑筋，真是所谓精神奴隶（Mental　slave）。他们把自己的全部精神为古代的道理服务。生在今天的世界而甘受古人的支配，并且还迭相传衍，使今天的社会也受到这种支配，造成了社会停滞不前的一种因素，这可以说是儒学的罪过。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如果过去我国没有儒学，也不可能有今天。在西洋所谓“Refinement”，即陶冶人心，使之进于文雅这一方面，儒学的功德的确不小。不过，它只是在古时有贡献，时至今日已经不起作用了。当物资缺乏时，破蓆也可以作被褥，糠麸也可以抵食粮，更何况儒学呢？所以过去的事情不必追究了。从前用儒学来教化日本人，如同把乡下姑娘送到府第里服务一样。她们在府第里必然学会举止文雅，聪明才智也可能有所增长，但活泼的精神完全丧失，而变成一个不会管家务的无用的妇女。因为当时，还没有教育妇女的学校，所以到府第里去服务也未尝没有道理。可是在今天，就必须衡量其利害得失而另定方向了。

自古以来，我们日本号称义勇之国，武人剽悍而果断，忠诚而直率，与其他亚洲各国相比毫无愧色。尤其是在足利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割据，连年战争，当时日本武风之盛是空前未有的。有一败而亡国的，也有一战功成而建立基业的，既不论门第出身，也不论资历如何，功名富贵转瞬可得。日本这时的情况和罗马末期北狄侵入时期的情况相比，虽然文明程度有先进与落后之不同，但确实相象。在这种时势下，日本的武人应该自然产生独立自主的精神，象日耳曼野蛮民族所遗留下独立自由的精神那样，我国人民的风气应该发生一场变化。但事实并非如此。正如在本章的开头所述，权力的偏重，自有史以来，就无孔不入地渗透在一切人的关系中，即使经过震动也没法改变它。这个时代的武人，虽然好象是豪迈不羁，但是这种豪迈不羁的气概，既不是出于本身的慷慨，也不是出于自以为是个男子汉，目空一切，要求个人自由的心情。不是由于受到外界的引诱，就是借外界的力量而产生的。什么是外界的力量呢？这就是为祖先、为门第、为君、为父或为本人的身分等等，凡是这个时代出师的名义，没有不是假借这些东西。如果没有祖先、门第、君、父、身分等等，就要故意制造名义作为借口。无论是多么文武双全的英雄豪杰，没有一个是单靠他的智勇举事的。兹举一两个例子来说明。在足利时代末年，四方豪杰，或假借驱逐他的主人，或为君父报仇，或为复兴祖先门第，或为保全武士的尊严等理由，而纠集党羽各霸一方，形成割据之势。但是他们所期望的却只是晋京一事，究竟晋京的目的何在呢？无非是要谒见天子或将军，假借用其名义以号令天下。至于未能晋京的，也要在原地拜领王室的封官，以这种官职，作为光宗耀祖和控制部下的一种策略。这种策略是古来风行于日本武人间成为一种惯例，如源、平两氏等酋长也莫不如此。至于北条氏，他并不直接要求最高的官位，在名义上还保存着将军，而以五品官的身分，掌握天下大权，他不仅把王室当作工具，同时也利用了将军的名义。表面上冠冕堂皇，实际上完全出于用心卑鄙，其中含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又如足利尊氏采纳了赤松圆心的计策，怂恿后伏见天皇降旨，立王子为光明天皇。这件事，任何人看来，都知道并非出于尊王的本意。织田信长最初俘掳了将军义昭，但后来感到将军的名义不如天子，于是驱逐了义昭，直接挟持了天子。这并不是由于谊厚，事实上是最露骨的阴谋诡计，是天下人有目共睹有耳共闻的。然而，他在表面上仍然高谈忠信节义，利用形同儿戏的名分作为借口，自以为得计，而他人也不怀疑，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在他的党羽中，不论上下都得到了巨大的利益。自有史以来，日本武人就遵循着本国人与人之间的规矩准则，生活在权力偏重的环境中，从不以对人屈从为可耻，这和西洋人的爱惜自己的地位，尊重自己的身分，以及维护自己的权利相比，有着显著的区别。所以，虽在兵慌马乱的时代也不能打破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规矩准则。例如一姓之中有大将，大将之下有家臣，其次有骑士，再次有步卒以至于杂役，僮仆，上下的名分非常明确，其权利义务也随着名分而有所不同，没有一个不受压迫的，也没有一个人不压迫别人的，这就是既受别人压迫又压迫另外一些人，既屈从于此，而又骄矜于彼。譬如，有甲乙丙丁等十人，乙对甲卑躬屈膝，好象是受到不可忍受的耻辱，但乙对丙却趾高气扬不可一世。所以用后者的得意以补偿前者的耻辱，使其不满得到平衡。如此丙取偿于丁，丁又求之于戊，一环套一环无休无止。这恰如借钱给东邻而向西邻索还一样。如果以物质作比喻，西洋人的权力就象铁，既难使它膨胀，也难使它收缩；而日本武人的权利，则好象橡胶，其胀缩的情形随着接触物的不同而不同，对下则大肆膨胀，对上则立时收缩。把这种偏轻和偏重的权力，集成一个整体，就叫作武人的威风，遭受这个整体压迫的，就是孤苦无告的小民。为小民着想固然可怜，但从武人集团来说，却不得不说这是上自大将下至杂役僮仆的共同利益。不仅是求得了共同利益，而且还似乎保持了上下关系的整齐和秩序。所谓秩序，就是指在他们集团之内上下之间，人人都表现出卑屈的丑态，但是他们硬把整体的光荣，作为自己的光荣，反而抛弃了个人的地位，忘却了卑屈的丑态，由此另外制造成功一种秩序，并且安于这种秩序。习惯成自然，终于形成了他们的第二天性，这种习惯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动摇。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这就是武人特有的风气。如果单就某一点或某种场合来说，也可能有不少值得羡慕的地方，例如昔日三河武士隶属于德川氏的情况就是这样。武人的相互关系既然是这样，那么，为了维持这种关系，必须有一种无形的最高权威。这种最高权威就是王室。然而，事实上人类社会的权威，应该是属于人类的智德，所以，如果没有真的智德，真的权威也不可能属于王室。于是武人们想出一种策略，只把保留王室的名义，使它徒拥虚位，而把实权掌握在武门手里，这就是当时的四方豪杰，所以热衷于晋京和故意保存形同儿戏的名分而加以利用的原故。如果寻求其根源，那就是由于，日本的武人没有个人独立的精神，因而不以这种卑鄙的行径为可耻（乱世的武人没有个人独立的精神）。

现在特别提出一件自古以来被人们忽略了的事情，从这件事情便可以看出日本武人没有独立自主的精神。这就是关于人的姓名问题，本来人的名字都是父母给起的，成年后也有改名的，但这不是应该受他人的指使。有关衣食住的用品，好象可以按各人之所好自由选择，但多半要受外界的影响，随着社会的风尚而改变。然而，人的姓名却不同于衣食住上的用品，命名时当然不受别人的指示，即使是亲戚朋友，如果不是本人向他们征求意见，谁也不能随便过问，在有形的事物中，这可以说是最自由的一部分。在用法律规定禁止更改姓名的国家里，当然要遵守法律，这样也不算妨碍自由。而在可以自由更改姓名的国家，例如想把源助这个名字改为吉平，或者不改，这种自由完全属于个人，就如同夜间睡眠时脸向左侧躺着还是脸向右侧躺着完全由自己决定一样，根本与他人无关。可是，古来日本武门竟有接受赐予“偏讳”而准许冠姓的惯例，这是一种卑屈低劣的风气。即以上杉谦信的英武也未能例外，也曾接受将军义辉的偏讳改名为辉虎。还有更甚的例子，如在关原之战以后，天下大权归于德川氏，诸侯中凡是冒姓丰臣或松平的一律恢复本姓，这种改姓也许是出于自愿，也许是奉命而行，但无论如何，都是一种卑屈的行迳。或者有人要说，改名冒姓是当时的风俗，并无人介意，所以今天不能加以责难。其实绝对不然。凡冒用他人姓名的，其内心并不会愉快，这是古今人之常情。由下述情况可以证明，足利时代永享6年，鎌仓的将军持氏之子，成年后命名为义久，当时曾有管领上杉宪实建议应循例请求赐室町赐讳，但未采纳。此时持氏已经有独立的意思，姑不论其意图如何，总之，他可能认为冒用他人的姓名是可耻的事。再如德川时代，相传细川氏曾谢绝过赐姓松平，这件事民间传为美谈。这件事是真是假虽不清楚，但是从这里可以看出，在把这件事当作美谈这一点上，却是古今相同的。上述有关姓名的问题，虽然不是什么大事，但是这件事却说明了古来以义勇见称的武人，其实是何等的卑鄙怯懦，同时还为了说明有着权威的政府，其力量是如何可怕，而且这种力量能够渗透到人心的深处，足以控制人心的动向，在这里多赘述了几句。

如上所述，日本社会从上古以来就分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两个因素，并形成了权力的偏重，直到今天这种情况仍未改变。在人民之中也没有争取自己权利的，而宗教和学问也都控制在统治者的手里，从未能获得独立。乱世的武人虽然貌似义勇，但不懂得什么是个人。无论乱世或治世，人与人的关系，从最大到最小，到处都存在着偏重现象，同时，不依靠偏重，则任何事情也行得通。这种情况，恰如用一种药治万病，靠这一种药的功效来滋补统治集团，然后把他们的力量集中在当权者一人手里。如上所述，无论王朝的政治或将军的政治，无论北条、足利的策略或德川的策略，其实质都是一样。如果说彼善于此，或此逊于彼，不过是视其运用这偏重的手段巧拙而判断其得失罢了。只要把偏重的手段运用得宜，能把最高权力集中于执政者的手里，便是万事大吉，别无所求了。根据古来的习惯，有所谓“国家”二字，这个“家”字不是指人民的家，而是指执政者的家族或门第。所以国就是家，家就是国。甚至把增加封建政府的财富也叫作就是为了“富国”，这种情况表明“国”已经被“家”吞没了。因为用这种思想来定政治的根本方针，所以想出的策略也只有企图把偏重的权力集中于一家了。山阳外史，曾评论“尾大不掉”为足利的政治的重大失策。也就是说，足利氏没有实现偏重，未能把权力集中于足利一家而已。作为当时的儒者，当然会有这种看法，不过，这毕竟是只知有家而不知有国的论调。如果认为足利氏的“尾大不掉”是失策，那末，对于德川的“头重脚轻”就不能不感到心满意足了。自古以来，所有集权政治，再没有比德川氏运用得更巧妙更漂亮的了。自从德川氏统一了日本以后，便为他的一家大兴土木，耗费了诸侯的财富；另一方面却拆毁了各藩诸侯的堡垒，禁止各藩修筑城郭，禁止建造大型船只，不许军火运入首府，并将各诸侯的妻子拘留于江户，叫他们兴建宅邸，引导他们浮华堕落，不使从事正业。如果看他们还有余力，就借“效劳”或“警备”等等名义，使他们疲于奔命。这种有令必行，有命必遵的情况，恰如先挫伤了人家的手足然后与之角力一般。在集权的政治中，这可以说是最高明的典型了。倘为德川家族的利益着想，确实可以说是极尽巧妙的能事了。本来，成立政府，必须保持一定均势由中央掌握权柄以控制全局，需要有这种均势的，不仅仅是我们日本，世界上任何国家也都如此。野蛮未开化的古代日本人，尚且懂得这种道理，所以，从数千年的古代以来，一直对于“专制”念念不忘。何况在文化逐渐进步的后世，谁能设想剥夺了政府的权力以后，还能实现文明呢！政权存在的必要，就是小学生也会知道的。但在西洋文明的各国，这种权力并不是来自一处。政令虽出于一个政府，但其政令是代表全国人民意志的，即或不能代表全体的意志，也是根据人民的意见稍加变通，或把各方面的意见加以综合，而集中起来统一发号施令罢了。然而日本，自古以来政府与国民的关系，不仅是主客关系，也可以说是敌对关系。德川政府耗费诸侯的财富，就无异于战胜者索取战败者的赔款。禁止国民造船，制止诸侯筑城，也无异于战胜者拆毁战败国的炮台。这是对本国人所不应有的行为。

处理社会上一切事物时，在步骤上，都分为第一步和第二步。在处理第一个阶段，即迈第一步时，必须首先考虑到怎样适应第二步。因此，也可以说是第二步支配第一步。譬如，谚语所说的“苦为乐之因”和“良药苦口”，就是如此。把痛苦当作痛苦而躲避，把苦药当作苦药而厌恶，这是人情之常。如果只看事物的第一步，那末，躲避或厌恶，也似乎是应该的。但假如为第二步即安乐和恢复健康着想，就不能不忍受第一步的苦了。至于权力的偏重即集权，也是为了暂时维系全国的人心，在处理事物上，定出先后的顺序，这也是不得不如此的，决不是出于恶意，这就是所谓第一步的措施。不仅如此，偏重运用得巧妙的，偶尔也可能达到惊人的漂亮，但在发展到第二步时却暴露了以往的弊病和第一步处置的不当。由此可见，专制政治愈巧妙，弊病愈甚，统治愈久，贻害愈深，终于成为难以医治的遗毒。德川时代的太平，就是一例。到了今天，想改革社会状况，进入人的关系的第二步的时候，情况异常困难。原因何在呢？在于德川的专制方法十分巧妙，而且统治的年代又很长久。我曾经对此这样评论过：“粉饰专制政治，好象闲散的退休者摩擦心爱的葫芦，虽日夜不停费尽心力，而结果仍然是个圆形的葫芦，只不过是增加些光泽罢了。当时势已变将要发展到第二步时，仍然留恋旧的事物而不知加以变通，为了追求根本无法获得的东西，而在脑子里虚构出一个幻想，然后把它当作事实来追求，求之不得因而感到苦闷，这就象不知葫芦已有裂痕，仍在摩擦一样，未免太愚蠢了”。我这样说可能是对的。总之，这都是只看到事物的第一步而不知有第二步，只停止在第一步而不迈进到第二步，而以第一步妨碍了第二步。如此作法，即使用第一步的偏重，保证了事物的顺序，但实际上不但未达到目的，倒把人的关系窒息了。既然使人的关系窒息了，那么，山阳外史里所说的“尾大不掉”也好、德川的“头重脚轻”也好，孰是孰非无从分辨。总之，外史之类也只是着眼于事物的第一步，是一种摩擦葫芦之见。

试看德川的统治，人民就如同处在那种专制偏重的政权下，如果考察当时的社会情况和人民的活动，就好象日本全国几千万人民，被分别关闭在几千万个笼子里，或被几千万道墙壁隔绝开一样，简直是寸步难移。不但在身分上有士农工商之别，而且在士族中还有世禄世官的，甚至象儒官、医师等还要世袭其业不得改变。农民也各有不同家世，商工业也有固定的股份。这种界限，简直象铜墙铁壁，任何力量也无法摧毁。人们纵然才气十足，但因没有机会发挥所长，只好退一步苟全性命了。经过几百年之久，这种习惯终于变成了人的本性，以致完全丧失了“敢做敢为的精神”。譬如，贫苦人民，因为都是无知的文盲，受人轻蔑，以致年年岁岁贫上加贫，这种痛苦，简直是人类世界中最甚的，然而，他们却没有克服困难敢作敢为的勇气。对于不期而至的苦难，虽然善于忍受，但没有人积极去克服苦难而争取未来幸福的。不仅贫苦人民如此，就是学者和商人也莫不如此。总之，日本人缺少普通人类所具有的朝气而沉溺于停滞不动的深渊中。这就是为什么日本在德川统治二百五十年间极少有人敢于创造伟大事业的根本原因。这也是最近虽有废藩之举，而国民风气依然未变，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界限，还是十分清楚毫未改变的原因所在。如果溯本穷源，完全是由于权力的偏重所致，也可以说是忽视事物第二步所贻留的弊害。所以，假使不察明这种弊害，清除这种偏重，无论处于乱世还是治世，文明都不会进步的。不过，如何治疗这种病患，属于现代政治家的工作，而不是本书所要讨论的问题，我只是介绍这种病患的情况而已。本来，西洋各国的人民，也有贫富强弱的不同，富强的对待贫弱也可能有刻薄残忍的或傲慢无礼的，贫弱的为了名利也可能有谄谀他人或欺骗他人的行为，他们相互间存在的丑恶情况，也与我们日本人无异，甚至有甚于日本人的。但是，即使在他们这种丑恶的表现的时候，每人还保持着个人的思想，并不妨碍精神的爽朗。其刻薄傲慢，只是因为富强而不是另有所恃。其谄谀欺诈，也只是因为贫弱而不是另有所惧。同时，富强和贫弱都不是天生的，是人的智力可争取到的。既是可以用智力而取得，即使实际上不能成功，人们完全可以依靠自己走独立进取的道路。假使向西洋的贫民询问这个问题，他们在口头上虽然不能说，但在内心里会这样回答：因为我穷所以才服从富人，只是在贫穷的状况下才受他们的控制，我的服从将随着贫穷的消失而消失，他的控制也将随着富贵的消失而消失。所谓精神爽朗，就是指这种心理而言。我们日本人自有史以来，就因囿于社会上偏重的陋习，人们在交往中不论贫富强弱，也不问智愚贤不肖，只是根据他的地位，或对人轻蔑或对人恐惧，毫无活泼气象，这和固守自家门墙的西洋人相比，不啻霄壤之别（不论治世或乱世，只要权力有所偏重，文明就不能进步）。

这种权力的偏重给全国经济带来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讨论经济问题本来就是一件极其复杂的事情，问题不易弄清楚。由于各国的情况不同，不能把西洋各国的经济理论，原封不动地搬到日本来，这是毫无疑问的。但这里有两个原则，无论在任何国家，任何时期都可以普遍适用。第一个原则就是关于财富的生产和消费问题。生产和消费的关系是密切相联而不可分的。生产就是为了消费，消费又是为生产提供条件。譬如，春季散播种子是秋季生产粮食的手段，在衣食住上花费金钱，是为了保护身体的健康和培养体力，同时又对生产衣食住等需要的物品提供了条件。但是在生产和消费的问题上，也有消费而不生产的，比如火灾、水灾就是这样。或者由于穷奢极欲，把财物消费得一干二净，这也无异于水火的灾害。在经济上重要的，决不是禁止消费，而只是要看消费之后，所得的东西多寡，以判断其消费是否得当。所得的东西超过了其所消费的，这叫作利益；所得和消费两者相抵，便叫作收支平衡；如果所得少于消费或毫无所得，便叫作亏损或完全损失。经济家的目的，在于如何能使所得超过消费，从而逐渐积累和有计划地消费，以达到全国富裕起来。所以积累和消费这两件事，不能把任何一方作为手段，把任何一方作为目的，也不能认为任何一方在先任何一方在后，既没有先后缓急之分，也没有难易轻重之别，完全是同等的，应该以同样对待等量齐观。这是因为：只知积累而不善于消费的人，最后不会获得大量的积累；只知消费而不善生产积累的人，最后也一定不能有大量的消费。富国的根本问题就在于不断扩大积累和消费，积累和消费大的国家就叫作富国。由此看来，国家财富的积累和消费，应该按照全国人民的意志来进行。既然有“国家财富”这个名词，也就应该有“国家意志”这个名词。国家财富应该以国家意志来处理。如政府的岁入岁出也是国家财富的一部分，所以西洋各国关于政府的财政问题要与人民进行协议，就是由于这个原故。第二个原则是，在积累或消费财富时，必须有相应的智力和处理财务的习惯，即所谓理财的能力和理财的习惯。譬如千金之子多半败家破产，赌博致富者多半不能久享，这就是由于财富与他们的智力、习惯不相适应的缘故。如果没有这种智力和习惯的人拥有过分的财富，则不仅要糟蹋财富，而且恰如给儿童一把利刃一样，反而会招致伤害本身或伤害旁人的祸患，古今有很多这样例子。

上述两个原则如果是正确的话，那么与它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出自古以来我们日本经济的得失了。王朝时代的情况姑且不谈，这里仅从葛山伯有先生所著《田制沿革考》援引如下一段话：

源平之乱时，征发之事不由政府，人民也无所适从。一乡一庄的土地，既要缴纳于官，又要缴纳奉于平氏和源氏，再加上间有奸宄之徒，从中抢夺粮食，无告之民，陷于涂炭之苦。后来源公秉政，郡设守护，庄设庄头，而国司、庄司仍然存在，人民俨如奉戴两君。……。到了足利时代，虽没有制定其他统治郡县的政令，但把国、郡、乡、庄全部分给了武士，租税则一任领主征用。此外，又征五十分之一作为自奉。例如，产粗米五十石的土地，抽出一石运往京城，充作将军的厨膳之用。也有时增至二十分之一。而守护、庄头更可以斟酌自己的需要数量，自行征收以致造成双重租税。……。至于“段钱”、“栋别”、“仓役”等的征收，更是不按时候。所谓“段钱”，就是按田地出的钱，等于目前的土地税；所谓“栋别”，就是房产捐，等于目前的房捐；所谓“仓役”，就是专向富农富商征收的，等于目前的财产税。在义满公时期，财产税是按四季征收的，在义教公时期，一年内征收过十二次，在义政公时期仅仅十一月份就征收过九次，十二月份又征收了八次之多。因此，农民背弃田舍流落四方，商旅倒闭不能交易。这是根据应仁记的记载。应仁记中还说：“自丰臣氏统一天下至文禄三年，才正式规定了全国租税制度，据此，三分之二归庄头征收，三分之一归农民所有”。又说：“到了开国初期（德川），因厌恶前代的苛刻，遂将租税减低三分之一（即所谓四公六民的法令），始解人民于倒悬”云云。

根据上述考证，古来我国租税无疑是非常苛刻的。到德川的初期，才稍为放宽，但是岁月渐久，又不知不觉地恢复了旧日的苛税。古来所谓有识之士，常认为农为国本，指责工商业者，缴纳赋税极少，或完全不缴纳赋税，饱食终日不劳而获，于理不合云云。但如果细察事情真相，工商业者也绝非不劳而获，偶尔也有极少数的富商巨贾过着坐享其成的安逸生活，但这也是依靠资本以谋利，无异于地主富农之拥有大量土地不劳而食。至于小商人，即使不直接向政府纳税，而他们在经营上的困难，也无异于农民。在日本，自古以来就没有工商税。因为没有税，所以从事工商业的人数就自然增加，但是也有一定的限度，就是在农民的利益和工商业者的利益达到平衡时为止。譬如，农民们耕种公四成民六成（税率）的土地，所得固然不多，但在平常年景尚可勉强养活妻子。至于居住在城市里经营免税营业的工商业者，比起农民虽似有利，但仍然有很多人不免于冻馁。这是什么道理呢？这是因为有同业的竞争。本来全国的工商业就有一定的限度，在一定的地区内事情不增加，只增加人员，结果，十人可以作的事情，分给了二三十人，一百人应得的钱，分给了二三百人，应得三成利润的生意减低为一成，应得二千文的工资降低为五百文。由于同业间的互相竞争，自己降低了利润，结果给他人带来了利益，连农民也要得到这种利益。所以，工商业者表面上虽然无税，但实际上无异于有税的农民。如果工商业有获得厚利者，多半由于政府采纳了所谓有识之士的建议，设置种种障碍，防止了农民的转业营商，因而才能在人数比例较少的情况下，得到些专卖的利润。由此看来，农业和工商业，是利害一致的，同是从事有益于国家的事业的。虽然表面上存在着有税与无税的区别，但二者都不是不劳而获的，都是为国家积累财富的人民。

所以，在人的关系上有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分，而在经济上则有生产者和不生产者之别。这就是说，农工商以下的被统治者是生产者，士族以上的统治者是不生产者。或者借用上段的名词，一种可以叫作积累的阶层，另一种可以叫消费的阶层。这两个阶层相比较，在劳逸得失上当然不公平，但是在人口过多，资本集中，在被迫互相竞争谋求职业的情况下，必然造成富者安逸，贫者劳苦的现象。这不但我国如此，也是世界上普遍存在的病态，是无可奈何的现象，因而也就无可厚非了。况且，虽然把士族以上的统治者，叫做不生产者或消费者，但政府需要有文事武备，以维持国家的秩序，这是为经济的发展服务的，所以不能说政府的开支都是浪费。在我国的经济上，特别不合理而且特别不同于其他文明国家的地方，在于对待同一国家财富的积累和消费时，不是抱着同样的态度。根据我国古来的一般情况，人民经常是积累财富的。例如按四公六民税法，人民以生产的六成供养父母妻子，其余四成缴纳政府。但这部分租税一旦缴纳之后，就不知去向，也不知作何用途；有无剩余，有无不足，一概不知；总之，人民只知积累而不知消费的情况。而政府在一旦取得这部分租税之后，也忘掉它是从何而来，也不知道是怎样得来的，把它看成好象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东西似的，不假思索，任意挥霍；换句话说，只知消费而不知积累。前面已经说过，经济上第一项原则是，积累与消费是同等的事情，必须同样看待。但由上述情况看来，却是以两种态度对待同一事物，这好比两个人写一个字，分为左偏右旁每人写一半似的，很显然，任何高明的书法大家也写不好。象这样把上下的心情截然分开，不仅所见到的利益各有不同，互不了解，甚至看到对方的举动，也互相不以为然。这样，怎能不产生经济上的不合理现象呢？应该消费的不消费，不应该消费的反而消费，根本不能得到应有的平衡。足利义政在天下大乱之际，兴建银阁寺，在别墅的屋脊，装饰珠玉金银，糜费达六十万缗之巨；只修建高仓官邸的一面隔扇就花费了二万钱。由于奢侈无度，虽一再向人民大量剥削地税房捐，但国库仍然空虚，毫无积蓄。这可以说是上下都贫困的时期。太阁在内乱以后，兴建大坂城，接着又远征朝鲜，对外有巨额军费开支，内有宴乐的铺张浪费，而竟能用黄金铸成金马贮藏起来。这可以说是下贫上富的时期。又如历史上以贤明见称的北条泰时以及时赖、贞时等，大约皆自奉俭约。至德川时代，在其初期，明君贤相辈出，政府的措施无可非议，如与足利义政等时期相比，固然不可同日而语，但是也未听说民间有致富而兴办大事业的。作为北条及德川的遗迹流传到今天的，最著名的是鎌仓五山、江户城、名古屋城、日光山、东睿山、增上寺等等，这些古迹都是非常宏伟的。但令人不解的是，在那个时代的日本，为什么要兴建如此巨大的工程，是否真是适合于当时全国经济的情况呢？这是我不能置信的。再如国内现有的城池、神社佛寺的古迹，和大佛、大钟、或大寺院等建筑物，如此雄伟，大都不是象征神道佛教的昌盛，而只是表明独裁君主权势的强盛而已。当时虽然也有少数水道沟渠等的建造，但决不是出于民意，只是由于当时君相有司等的好事，即所谓考察人民的疾苦，为之兴利罢了。本来，在人民没有知识的古代，政府独断专行，也是势所必然，哪里会有人提出异议？所以，决不应该以现在的眼光去评价古代的是非，但是，把国家财富的积累和消费截然分开，在经济上造成无限的不合理现象这一点，则不论在明君贤相的时期或暴君污吏的时期，都未能避免。这种情况异常明显，所以后世应该有见及此，以免重蹈复辙。虽然说明君贤相须把财富用于必要的事业上。而这个必要，是根据君相的意思决定的，所以，只是出于个人的喜好，有从武备为必要的，有以文事为必要的，也有以真正的必要为必要的，但也有以不必要为必要的。在足利义政时期，政府曾下令废除一切借贷契约，人皆称为德政。在德川时代，也有类似的例子。这种情况，如果从政府来说，似乎也是德政。国内的积累者对于消费者采取了丝毫不加过问的态度，消费者也不是量入为出，而是出入全无限制。政府只是看到人民生活不比过去坏，就自以为是最大的仁政，别的就不管了。年年岁岁反复总是这样，这边积累那边消费，就象两个人共写一个字，一直流传到几百年后的今日。如果把古今作一比较，考察全国经济的发展过程，其进步的迟缓，实在是惊人的。例如，在德川氏统治的二百五十年间，国内从未用兵，这可以说是世界上罕有的太平了。处在这个世界上空前的太平盛世，日本人民虽愚，工艺虽不发达，积累虽缓慢，在这二百五十年间，经济上也应当有长足的进展，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是什么缘故呢？这决不能仅仅归罪于将军及各诸侯的无德。假使这是由于君相有司的无德无才所造成的灾祸，则其无德无才并非其本人之罪，而是因为处在他的地位，客观形势迫使他不得不变成无德无才。所以从经济方面来说，明君贤相也并不那样伟大，天下太平也并没有那么好。有人说：战争的确是可怕和可憎的灾祸，但是它对国家经济的影响，就好象人身上的刀伤，虽一时感到可怕，只要不伤要害，很快就会平复。而惟独在经济上，特别可怕的不是刀伤，而是象痨症那种逐渐使人衰弱的病症。根据这样说法，我们日本的经济，原来因为权力的偏重而分成积累者与消费者，双方之间不通声气，即使不是逐渐衰弱，也是长期停滞不前。在数百年间虽然稍有进步，但并未达到繁荣活跃的境地。即使在德川氏二百五十年的治世，也无显著的进步。这可以说是害了所谓经济痨症。自古以来，日本学者就主张政府的税务官与郡县的税务官在职权上应该分权。察其用意，也许是认为由政府税务官收税，容易造成聚敛，因而主张授权于接近人民的郡县税务官，以便稍加节制。当然，划分同一政府之内的官吏职权，事实上并无益处。但从这种主张的用意可以了解到，古人并非不知道把财政权完全交给消费者的害处。

经济上的第二项原则，是对于财富的积累或消费必须有相应的知识和管理的习惯。本来，理财之道在于活泼果敢和节俭克制。两者必须适当配合，互相约制，保持平衡，才能使积累和消费扩大起来。如果偏于一方，缺乏果敢的作法而只知节约，就会陷于贪婪吝啬；如果忘掉节俭，一味果敢做去，就会造成浪费挥霍；这都是与理财的原则背道而驰的。然而，如上所述，把全国人划分为积累者和消费者两个阶层，在界线划分明确的情况下，整个阶层的做法，必定偏于一方。例如积累者虽具有节俭克制的思想，但因缺乏果敢的做法，而失于吝啬；消费者虽具有活泼果敢的地方，但因违背节俭的精神，而失于浪费。日本的国民教育虽不普及，但天资并不愚蠢，对于理财一事，没有理由认为特别拙劣。只因人事关系，把不应分割的事业分割开来，以致形成了各阶层的不同习惯，不同做法，从而陷于拙劣。但就其行为的本质来说，并不是恶劣的，如果调和适宜，则可以产生果敢活泼和节俭克制，对于理财会起到最好的作用。但是没有起到这种作用，反而变成了浪费挥霍和贪婪吝啬，这并不是因为本质的恶劣，而是由于调和失宜所致。例如使氧和氮化合就变成空气，为动植物的生存所必需。但是，若把这两种元素分析成单独的气体，则不仅对生物不起良好作用，反而有害于生物的生存。从我国古来的理财情况来看，凡是支配金钱举办事业的人，一般都是士族以上的统治阶层。在政府里兴建的土木工程和执行文事武备计划的当然不用说，其他如社会上一切读书、习武、研究技术和爱好风雅等，除去谋求个人的日常生活外，不管是否有用，能够有余暇去从事人生中比较高尚的事情的，也只有士族以上的人。所以他们的行动自然灵敏活泼，敢作敢为，这的确可以称为我国文明的根本。然而唯独对于理财一道，由于千百年来的积习，这些人只知出而不知入，只知消费而不知积累，只知消费现成的东西而不知创造没有的东西，在这种情形下，浪费挥霍的弊病也就不可避免了。况且积习既久，形成一种风气，认为理财之道不是士君子的事，不但不以不懂为耻，反而以懂为辱，结果，最高明的士君子和最笨拙的理财者，便成了同义语，这可以说是迂腐已极。再看看农商以下的被统治阶层的情况，他们和上层阶层之间存在着明确的界限，恰如两个世界，人情风俗迥然不同，他们受上层阶级的统治和轻侮，谈话时的称呼不同，坐的席位有区别，服装也受到限制，适用的法律也有不同，甚至有关生命的权利也操在上层阶级的手里。据德川时代的律书所载：

“凡各役卒，倘发现商人百姓等贱民有非法言论和不轨行为，不得已而格杀者，经调查属实后，免予追究”。

根据这条法律，商人和农民好象经常面对着千百万敌人，如果能够活着，只是幸免于不死而已。既然生命都得不到保障，又怎能顾及其他呢？既无廉耻功名之心，也无钻研文学艺术之志，惟知服从政府法令，缴纳赋税，可以说身心都被束缚着。然而，人类的思想活动是本能的要求，不是用任何方法所能完全压制或禁锢的，它总会找到空隙和发挥的途径。这些商人农民想改变其身分固然不可能，但在积累私人财富，经营产业方面，却有充分发挥其智慧的宽阔余地，很少受到阻碍。因此，稍有才干的人就竭力积蓄财富，经历千辛万苦节俭克制，其结果，也有积累了巨万之富的。但是，这种人只是为了致富而致富，并无其他目的。勤俭致富并不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而只是把它当作生平的唯一目的。所以，他们认为世界上除去财富以外，再没有可贵的东西，认为财富是拿任何东西都不换的。对于学术等属于人类精神方面的崇高事业，不但不加理睬，反而认为是一种奢侈而加以禁绝，甚至看到上流人的这种举动，还窃笑其迂阔。这种思想在当时的情况下，固然不无道理，然而，其品格的卑劣和精神的懦怯，实在可鄙。如果调查一下日本国内号称富豪的来历和他们的兴衰，便可以得到明证。自古以来，白手起家成为巨贾豪农的，都不是学者士君子之流，其中百分之九十九是不学无术的粗人，他们对于可耻的事也不以为耻，不可忍受的也能忍受，一味吝啬终于积累了财富。至于败家者，不是本身无能，不从事生产积累，就是沉湎酒色穷奢极欲，因而耗尽资财。这与士族之流的超然物外不事生产，追求所好，不肯降志屈节，因此而陷于贫穷也不介意的情形相化，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当然，因沉湎于肉欲而败家和因超然物外而破产，在败家破产这一点上并无二致，但从思想方面来说，上层人物尚存有智德活动的一面，而下层人物则只知道贪财图利以满足肉体之欲而已，因此，两者行为是有很大差别的。由于以上情况，被统治阶层的节俭克制变成了贪婪吝啬，而统治者阶层的活泼果敢变成了浪费挥霍，两者都不利于理财，所以才造成今天这种情况。我们日本固然贫穷，但天然物产并不缺乏，况且在农业方面，与世界各国相比较，也有很多值得夸耀之处，决非天然的贫国。我们的税法也许苛刻些，但并不是将税款投入大海，它还是留在国内成为财源的一部。但是，日本全国为什么贫穷到现在这种地步呢？这不是因为财力缺乏，而是缺乏理财的能力。也不是缺乏智力，而是由于智力被分割为两段，上下不通气的缘故。总而言之，日本国家的财富可以说自有史以来一直到今天，还没遇到同它相适应的智力。因此，把这被分为两段的智力配合起来，使其与实际相适应，也就成为目前经济上的急务了。但是，由于千百年来的积习极深，并不是一朝一夕的运动所能改变过来的，最近这个运动已经逐渐抬头，可惜上下两个阶层不能互相采取对方的长处，反而有许多人效仿对方的短处，这也是无可奈何的趋势，不能完全归咎其本人。因为滔滔的天下大势，自上古以来一直冲裹着亿万人类向前奔流。所以，现在仍不能骤然抗拒这股潮流，也是理所当然的合乎情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