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论和江户幕府

嘉永六年（1853年），美国使节培里（Matthew Galbraith Perry，1794—1858年）抵达浦贺，携带美国总统的国书，要求日本开放国门。当时的老中幕府首席阿部正弘（1819-1857年）没有只凭幕府的想法做出决定，而是征求了诸大名、幕府的旗本以及御家人的意见，这是没有先例的做法。后来那被批判为招致了削弱幕府权力的结果，或者说给大名们干预幕府政治提供了契机.但是，在当时的记录中，没有人说那种做法很特别，或者说幕府做岀了离奇的事
情，因此当时以大名为代表的许多人将此作为理所当然的事情来看待。就关系到国家独立的重大问题广泛征求意见，大概会被视为自然的事情。即便不是这样的问题，就像关于物价飞涨等各种各样的问题，武士以及庶民以上书的形式提出意见,在以前就很普遍。其中内容出色的上书还以抄本的形式流传。

针对培里的要求，大名提出的意见书大约有六十封，其中主张开国的有二十二封，认为不宜屈服于外国的要求开国，但应该回避战争事态的有十八封，主张必须保持锁国体制的有十九封。这样一来，开国论和回避战争论加起来共有四十封，可知许多大名所持的意见是希望回避战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开国。在这样的背景下，幕府在第二年（安政元年，即1854年）签署了《日美和亲条约》，决定给美国的船只提供燃料以及食品，开放下关、函馆等处的口岸。进而在不久后又接受了俄、英、法、荷等国的要求，与那些国家签署了和亲条约。此外，在当时，朝廷也赞成幕府的方针，而没有出现任何问题。阿部正弘听取众多的意见，是对公论的尊重，因为那样的缘故，幕府的政策得到了舆论的支持，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强化了中央政权幕府的权力。

问题发生在下一阶段。美国总领事哈里斯（Townsend Harris，1804-1878年）基于《日美和亲条约》到下田赴任后，进而向日本方面提出了缔结通商条约的要求。因为在安政三年（1856年）发生的亚罗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消息传到日本，幕府内部认为通商条约的缔结难以避免。但这次幕府没有自行决定，而是请朝廷批准，在阿部正弘去世之后担任老中的堀田正睦（1810-1864年）在安政五年为了得到天皇（1831-1866年生卒，1847-1866年在位）的许可而前往京都。以孝明天皇为中心的朝廷没有发布敕许，堀田正睦空手而归。在那之后不久，近江彦根藩主井伊直弼（1815-1860年）成为幕府的大老。大老一般是名誉职位，而此时的井伊大老却掌握了政治上的实权，擅自在同年缔结了《日美修好通商条约》。这一做法使得幕府的处境十分艰难。在没有得到朝廷敕许的情况下就缔结条约，违反了“尊王”的精神。此外，幕府轻易屈服于美国的压力，又违反了“攘夷”的精神。因此,幕府使自己陷入了受到“尊王攘夷”——那原本是支撑幕府的理念——的舆论攻击的处境。

同样是在安政五年，孝明天皇向水户藩发出密敕，表明这次幕府的处置不可理解，希望了解“众议”，即各大名是如何考虑的。在那之前，有从朝廷到幕府，再由幕府到大名的命令系统，而这一密敕则完全无视了幕府的立场。因此，井伊大老对参与密敕的贵族以及水户藩士等视为反幕府的政治运动家进行了严厉的处罚（安政大狱）。由此导致了对井伊大老的不满高涨，最终万延元年（1860年）三月大老在樱田门外被脱离了水户藩的浪士行刺身亡。陈述行刺旨趣的《斩奸状》中写道：“洞察大老井伊扫部头之所为,，乘将军家幼小之机，为显示自己之权威，于公论正义无所忌惮……奸曲无所不至，岂非天下之巨贼哉！”在那里，无视公论被当作重要的罪状。在那以后，由于幕府没有自信坚持自己的意见，所以并未采取强硬的政策，而是转向与朝廷以及诸大名融合的政策。这便是所谓的“公武合体”政策。幕府试图通过尊重公论众议的方式来重新树立幕府的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