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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末对西学东渐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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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末对西学东渐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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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后半期起,日本民间的兰学开始兴起。一般认为,1774年前野良泽与杉田玄白翻译的《解体新书》的出版,标志着兰学的成立。至1830年代,作为民间私学的兰学,已发展到相当大的规模。初期的兰学以医学为主要内容,学习兰学者亦以医生为主。如1823年德国医学家和博物学家西博尔作为荷兰商馆的医生来到长崎,在长崎开设鸣流塾。在五六年中.他的日本弟子共有52人,其中医生占43人,武士只有一人。但1840年代以来,尤其是在中英鸦片战争之后,出于了解西方船坚炮利的需要,中下级武士开始加入兰学者的队伍。如江户象先堂的门人356人中,属武士阶级出身者占179名。到幕末,中下级武上已逐渐取代医生而成为推动兰学发展的主力。诚如福泽谕吉所指出的,“宝历(1751-64)明和(1764-72)以来,八九十年间,兰学是医师的兰学,而弘化〈1844-48)嘉永(1848-54)以后的兰学,则成为士族的兰学”。福泽本人亦是在这个时期,放弃汉学,投入大阪适斋绪方洪庵门下学习兰学。1858年后他自己又受藩命,在江户开设洋学塾,向本藩的藩士传播兰学。诚然,这些民间的兰学私塾还不是正规的近代教育机构,但它们除传授外国语言文字之外,还教授西洋医学以及物理、化学、数学、天文、地理、冶金、航海、弹道学、军事学等近代科学知识,堪称日本近代敎育发展的前驱。

在中下级武士逐渐取代医生而成为日本幕末洋学的主要接受者的同时,洋学亦逐渐从民间私学渗透到藩政权和幕府的官学之中。如处于西南沿海的长州藩,为了海防的需要,率先于1847年设立“西洋书籍翻译科”,随后,又在藩校中设立“西学所”。其宗旨是要“仔细探索当今西方各国海陆兵制沿革、政事得失、人物善恶等情,以供海防之用”。更为重要的是,培里舰队来航事件之后,1856年幕府在江户设立了大规模的洋学校——番书调所。它起先只足一个翻译机构,但设立以后很快发展成为一所兴盛的洋学校,头一年应募的武士就有约1000人,从中挑选了190余人成为它的首批学生。尤其是在1858年设立寄宿舍,允许诸藩的藩士入学之后,吸引了各藩的许多藩士前来就学,学生人数大大増加。该所不仅学生均是幕府和各藩的武土,而且教师亦是从各藩借调而来的习洋学的藩士。1862年,任高级职位的34名敦师中,就有32名是来自各藩的藩士。该所传授的课程,起初只教育荷兰语,随后添设英语,法语,德语,同时添设兵学,航海术、冶金、数学、物产、西洋绘画等课程,成为幕末规模最大的一所洋学校。

幕末的最后四五年之中,多数藩也都设立类似的洋学校,或在原有的以传授汉学为主的藩校中加入洋学料,以教育本藩藩士,一些西南雄藩还秘密派遣藩士留学海外,萨摩藩派出松村淳藏、五代友厚等15名藩士到英国学习科学技术及军事,谋求富国强兵。长州藩也派出伊藤博文、井上馨等5名藩士留学英国。通过上述民间私垫和幕府及藩的洋学敦育机构,短短的一二十年中.有相当一部分中下级武士接受到洋学教育。据一种估计,幕末的洋学者,在江户、京都、大阪、长崎有2000余人,加上各藩的洋学者,达3000余人。仅从荷兰语翻译过来的医学、军事、理化、数学、测量、地理,历史、天文等洋学书籍就达六七百种。福泽谕吉在1867年出版的《西洋事情》 一书,发行量达15万多册,由此亦反映了幕末洋学的普及程度。到明治前夕,洋学已取得了与传统汉学及国学并驾齐驱的地位。

简言之,日本幕末洋学较育的发展过程是从民间私学渗透到幕府与藩的官学,从而使部分中下级武士捷足先登,接受到洋学教育。幕末官、私洋学教育的发展对日本的近代变革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一方面,洋学教育促使一些中下级武士产生维新变革意识,成为明治维新的推动者和领导者。另一方面,幕末的洋学教育亦为明治时代的近代教育的普及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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