幕末

“锁国”末期的日本杜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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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国”末期的日本杜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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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锁国”时代,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末和四十年代初开始进入末期。这同时也是德川封建幕府统治的末年。“锁国”末期的日本社会,无论在政治、经济或思想文化上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目益腐朽没落,整个社会动荡不宁,无以体止。

概括地说,这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表现。第一、社会经济基础发生进一步的演变,幕藩统治基础的封建自然经济不断走向解体。早自十八世纪初叶以来,由于商品生产和流通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农业和手工业分离进一步开展。农业生产力也获得一定程度的提高,以大米为主的农产品的商品化趋势抬头。在城市商业高利贷资本逐渐增强的同时,农村逐渐发生阶级分化。及至十八世纪中叶,不仅封建领主搜刮的贡米已经变成商品,连农民自己剩余的农产品的商品率也有明显的增长。结果,农村中阶级分化加速进行,尽管土地还属于封建领主,但农村中的富裕农民以村吏等阶层为主开始形成了一个封建地主阶层。这种地主有雇工耕种土地的,也有出租土地的。这是不同于封建领主、又是在封建领主之下进行中间剥削的新的剥削形态。这样一来,农业的商品生产和桑棉等经济作物的生产比重迅速增长。从事商品生产的农村家庭手工业也很快有了发展,特别是缫丝业,棉纺织业两大部门的手工业更为显著。随着商品生产和流通的进一步扩展,新兴商业高利贷资本以批发行的包买形式(供给原料包收产品)和以货币工资雇佣劳力形式,进一步控制农村家庭手工业,或开设独立的手工业工场进行生产。这种新的雇佣劳动制的工场、工业的出现,标志着与封建剥削制度完全不同的、崭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茁生。据粗略统计,十八世纪手工业工场已达到九十个。自从出现资本主义萌芽以来,尽管步调极缓慢,到十八世纪末叶,这种新的生产关系,使以丝织业为首,包括棉纺织业、靛青、造纸、冶铁和酿酒业等部门的工场手工业有了相当的发展。

农村中以地主经营方式出现的新的剥削形态,农村市镇特别是大城市中工场手工业的迅速发展,大大促进了社会级分化和封建自然经济的解体。

第二、在社会经济基础发生巨大变动、资本主义生产关逐步茁生的条件下,社会阶级结构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统治阶级虽然还是以武士为核心的封建领主阶级,却出现了处在中间环节的地主、商业高利贷资本家、工场手工业资本家等新兴剥削阶层。他们在剥削广大农民、手工业劳动者方利害一致,并受封建领主保护,但本身也受封建领主的统治和压抑。贫苦农民和手工业劳动者,遭受双重甚至三重的剥削和压榨,生活权利和自由横遭剥夺。因此,在农民同封建领主对立这一基本矛盾的带动下,各种社会矛盾也越来越复杂和尖锐。农民和城市贫民反对封建领主的斗争不断高涨,到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农民斗争向封建领主请愿发展到提出“拯救世道”、“平均世道”的反封建的革命要求。到了“锁国”后期的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后期爆发了“大盐起义”。这是三十年代最大的一次城市武装起义,发生在幕府统治的重镇大阪。一八三七年二月(阴历),为了反对引起米价飞涨的幕府暴政,一个曾任大阪下级警的大盐平八郎在这个月的十七日发动武装起义。三百名起义袭击富豪,捣毁米店,将米分给贫苦的民众。好多市民都参加了这一起义,声势十分浩大。大盐在起义时还发表谴责幕府官吏和富商的“起兵檄文”,号召农民、市民参加斗争。大盐起义虽然很快就被镇压下去,但对反动统治阶级震动很大。不久,许多地方的农民都以“大盐门生”“大盐同道”的名义,不断掀起反封建斗争。四十年代以后,日本人民反封建斗争继续不停地向前发展。一八四二年近江爆发了有四万人参加的农民大起义,挫败了幕府重新丈量土地加紧掠夺的阴谋。在此期间,广大农民经常发动起义,赶走幕府官吏,撕毁土地清册,甚至要求将村吏和幕府官吏交给民众审判。城市贫民也不断捣毁大封建主的邸宅和富商的店铺。农民和市民还在斗争中采取联合行动,共同打击封建统治者。

与农民反封建斗争发展的同时,出现了一些进步的思想家。十八世纪著名的革命思想家安藤昌益,主张彻底消灭一切剥削阶级、消灭“现行的法治世界”,重返自耕而食、自织而衣的“自然世界”。继安藤之后又出现了一批具有改革思想的进步思想家,如十九世纪前半叶的高野长英等等。他们的思想虽不尽相同,却趋向于批判现有的封建统治制度,并主张加以变革。他们的思想和学说,基本上适应当时新的生产关系发展的要求。

第三、德川幕府和各藩的封建领主统治,也随着封建经济的日趋解体而变得腐朽没落。德川幕府为了挽救垂危的封建制度,在加紧镇压人民斗争的同时,曾一再进行所谓“改革”,以图增强幕府财政实力、限制商品流通和抑制新的生产关系的发展。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德川幕府搞了一次所谓的“幕政改革”。一八四一年幕府的“老中”水野邦忠,为了维护幕府的统治实行“改革”。具主要内容是:(一)以“禁止奢侈,矫正风俗”等名目,企图限制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进一步剥夺民众的自由,以及取缔以“洋学”为主的进步思想习尚等等。(二)发布“谴返令”,强迫外出做工的农民重返农村,严加限制农民流入城市。(三)通过废除城市手工业的同业公会,向商人征收巨额租税,以及抑制物价等措施,压制商业和农村手工业的发展,以图恢复封建自然经济秩序。(四)为救济日趋穷困没落的幕府家臣及其他封建领主,而强行减免其积欠的债务。(五)实施所谓“征收土地令”,将江户、大坂方圆十日里内的土地划归幕府领地。水野的“幕政改革”,因遭到幕府内部和城市商人等的反对,不到两年便宣告失败。因为这项“改革”发生在天保(一八三〇——一八四三)年间,故又称“天保改革”。

在幕府实行”改革”前后,各藩也先后进行了“藩政改革”。藩政改革过去也有过。但是在天保年间实行的“藩政改革”与前大不相同。在各藩的改革中,好些藩仿效幕府做法的都同样遭到了失败。而在社会生产力比较发达的西南地区的长州、萨摩、佐贺、肥前等少数几个藩,却采取了不同的做法,因而获得成功。尤其长州、萨摩两藩自然经济解体的过程进行相当深刻,农村阶级分化明显。长州藩从一八三八年起实行改革。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阶级斗争加剧,同新兴地主阶层和商人有联系的下级武士,极力主张基本上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进行藩政改革,成了改革派。他们攻击掌握藩政大的腐化无能的门阀保守派势力。藩政改革,为发展商品生产和流通打开了新的局面,维护了地主、富裕农民和商人的利。改革的结果,不仅藩国财经实力获得增强,下级武士改革派在藩政中的发言权也得以扩大。同时,长州等藩增进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了解,在医学和军事方面学习西方技术,对加强强藩的实力也有很大作用。萨摩藩经过改革,还加强了以琉球为主的对外贸易,扩大了南部各岛的蔗糖生产。并且采取专卖等措施,改善了财政。在军事方面,特别是海军学习西方新技术,使这个藩成为后来日本近代海军建设的基础。佐贺、肥前等藩的改革也获得相当的成效。这几个藩改革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基本上适应了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对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成长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长州、萨摩等少数藩在改革中还提出了“富国强兵”和“殖产兴业”(发展资本主义)的口号,以应付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来犯。这作为近代民族民主运动的萌生,有其一定的进步意义。


摘自《日本近代史》第一章  “开国”前后的日本 第一节 从“锁国”到“开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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