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

情悄朝着现代化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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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悄朝着现代化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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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走出村子,到外地谋生,增加了见识,开阔了眼界,使原来的“故乡意识”发生革命性的变化。江户时代几百万人的化缘参拜、尤其是幕府末期盛行一时的大小数百个拜寺团体的代人朝香惹动了民众的好奇心,也使他们获得了室贵的经验。他们往往把故乡与他乡进行比较,逐渐认识到所谓天赐的不可政变的故乡,其实是可以改变的改造对象。从天保时期到明治初期,社会上出现许多具有这种思想意识的老农民和“跑江湖的人”,正是他们奠定了日本现代化的基础条件。

但是,村里人要背井离乡到外面(社会)闯天下并非一件易事。正如柳田国男反复指出的那样:因为“我们有的老人顽固地认为,如果死的时候没有亲生儿女为自己祭祀,死后就得不到幸福,她们坚信“这种折求家庭繁衍晶盛的心理对于保证自己有朝一日不得不去的那个世界的安宁是绝对必要的”,而且固执地认定“这是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

柳田国男的艺术直感认为,日本人本来就不象印度人那样对轮回转生深信不疑,不相信人死后会堕入另一个世界,而是认为先祖的灵魂安息在故乡的山川草木里,眷恋地注视着自己曾经生活过的现世。这就是佛教所说的“迷魂”。所以日本人家的佛龛里摆的“佛像”不是释迦牟尼,而是祖先的亡灵。每年的盂兰盆节和彼岸法会, 他们都要回去和家人团聚,照看大家。这种“佛像”就显得格外亲切。

佛教认为,人死后,由佛陀救上天堂。于是日本人把死者称为“佛”,但自己传统的乡土习俗——祖先亡灵信仰并不因为世界性宗教的教义而抛弃。虽然僧侣大谈拯救“迷魂”,把地藏菩萨、大日如来、观音菩萨等偶像搬进民众生活中去,却始终无法使它们从完全日本式的盂兰盆节、古老的土地保护神的同居中摆脱出来。

在这种根深蒂固的风俗信仰中,“善良宽厚的家长把自己看作不过是长长锁链中的一环,常常迷惑于爱情的歧路”。但是,明治文明不断地给这些家长制造强大的精神压力,儿女分居、另立门户,内讧迭起,嫡系衰落,终于使“家庭”变成资本体制下农村的一个细胞。

男儿立志出乡关

学若无成死不还

埋骨岂期坟墓地

人间到处是青山

僧月性的这首诗使明治青年热血沸腾,“埋骨岂期坟墓地”,这是不可抑制的强烈的反抗精神的呐喊。这是对以繁衍一脉相传的“家”为第一要义的民俗习惯的勇敢叛逆。不仅士族和知识分子,就是一般民众,也意识到一个思想革命的觉醒。“何处不能生活,何处不能埋骨”?!如果没有这样的决心,

没有这种革命的精神,就不会促使日本人民腾飞于异国他乡,当时,人们精神振奋、意气风发,纷份离开家乡,去辟新天地,成为新的家庭的第一代主人。

柳田国男在其名著《明治大正史·社会篇》(1931年)中,以敏说细腻的触角,从民众的日常生活、习惯、世态、报刊零星的消息报道中捕捉到整个社会正在逐渐向现代转变的信息。在这里,我根据柳田的独特见解,勾画出一幅民众生活现代化(即民众文化现代化)的图景,从而用一般民众(不以知识分子为中心)的尺度来衡量明治文化论的基础。

首先看看衣食住。江户时期,棉织品和靛染花布的生产发展迅速,人们的衣着从麻换成棉,深蓝的色调和柔软的质感使日本人对事物的感受变得敏锐细腻,特别是靛染花布的发达,促使民众内心的色彩感进一步成熟。在身分制度下,禁止自由使用颜色,到了明治时期,废除“禁色”,民众对颜色的想象力充满多姿多彩、绚丽斑斓的奇观。据说,明治时代的西洋画家和田三造的色标达到500个, 但产业现代化和身分自由化创造了色标增加数倍的可能性。这是怎样地丰富美化了民众的内心世界呵!

饮食文化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近代后期,炭烤技术的发展拓宽了木炭的用途,在日本人生活中引起一场小小的革命。首先是分散了在家长制严厉控制下的地炉和灶火,孩子们可以利用炭火取暖的“被炉”独居一室。 妇女们可以用小锅做菜烹调,她们从灶神的统治下解放出来。

有人认为,日本现代饮食文化的进步主要是受到欧美外来文化的影响,这种看法是表面的、肤浅的。由于本国生产力的发展,传统的“家庭”一统化体制分崩离析,分居生活、另立炉灶。烹调技术的交流,促使饮食文化向现代化迈进。在街道两旁摆摊出售的炒面、炒饭、“御田”等各种地方风味小吃深受群众欢迎,很快普及到全国,使日本人的饮食结构增添许多新的品种和味道。

日本人十分喜欢生鱼片,原来是关东地区渔民的食物,由于酱油、醋的大量生产,才普及到全国。同样,如果没有良好的食品流通市场和大量精制的食品、大米,紫菜饭团、鱼片饭团等就不可能迅速推广到全国各地。另外,明治维新以后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日本成了世界上屈指可数的砂糖、食盐消费国之一,这主要是因为改良、普及点心和咸菜的缘故。日本人制作的西式糕点和品种丰富、味道鲜美的和式点心一起充分显示着他们在生活艺术上的天资。这种才能也表现在日本的咸菜腌制方法上,野菜、野草、树芽,还有酒糟腌咸菜、酒糟腌甜酱菜、酱腌咸菜等几十种咸菜的制作方法,体现了日本人无与伦比的艺术本领。日本已成为世界第一的“咸菜国”。

柳田国男颇为自得地这样记述道:“我们的食物,自古以来均以百计,除极少数外,大多依然保持着原先的形状。及至明治、大正时代,又添上几百种新食品。无论从原料、还是从烹调技术上看,象日本这样饮食种类繁多的国家恐怕世界少有。”

再看看住房。象日本人这样不会安排城市住宅、城市规划混乱无章的国民大概也是世上少见。西方人一致认为,日本人的住宅破旧简陋、凌乱糟杂,简直象一个仓库。我看现代日本的住房情况确实如此。

但是,江户时代,人们却合理地安排自己的生活,形成了城市生活的公德。例如,当时的城市居民,除了有店铺以外,大都住在简陋窄小的长条大杂院里,左邻右舍互相帮助、互相照顾,大家的日子过得舒畅快乐。在长期的大杂院生活中,逐渐形成大家共同防火,夜间巡逻、共同清扫道路、水井的习惯,以及在公共浴池洗操时共同遵守的规矩。后来,大杂院的生活公德发展成为“世间道德”(情义、人情)。这种世态在江户时期的小说、戏曲、落语中多有详尽的描写。

到了明治时别,城市的“世间道德”发展成为现代居民的自治基础,提高现代市民道德的条件反而遭到破坏。城市老居民七零八落、被迫迁走,郊区农民大量流入城市,这些新居民充满农村的活力,但缺乏社会训练和自我控制能力,整个城市陷于无政府状态,对自由的享受变成一味的放纵。自然根本谈不上城市规划,即使不是如此,由于风土、历史的差异,在目本城市里决计滋生不出到西欧自治城市型的市民意识。

这个岛国的民族,由于受到朝鲜、中国睦邻的恩惠,得以长期维持独立,在1千多年的国际和平环境中,把抵御外敌的社会训练忘得一干二净,这种社会条件与居住在欧洲大陆的几十个民族性质通异。

目本人无须象生活在大陆的人们那样在城墙内保护自己生存的公共必要性,因此缺乏为此而战的经验,这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明显的差异。西欧人住在城市里,就意味着接受一旦战事发生必须守城战斗的现实,就必须忍受日常生活的诸多不使和集体生活的种种约束。城市的自由在接受这种约束的前提下才能得到保证,所以他们不可能象日本人那样恣肆放任利己的心理。

西欧尊崇自由城市型市民社会的公德和思维方式。日本由于上述原因,注定了它的市民社会公德不及西欧发达。进入明治时代以后,国家的方针政策把江户时期的社会道德和农村共同体的自治习惯破坏得荡然无存,这种做法必须受到谴责。那么,产生于日本民众传统之中的现代自治的萌芽究竟被什么人、怎样弃掉的呢?我们应该弄清楚这个问题。

当现代的怪物资本主义借助于产业革命的发展,在世间唯我独尊、飞扬跋扈的时候,日本的所有城市陷于无可救药的一片混乱。到处是臭气熏天的权力意志、贪得无厌的铜臭利欲,尔虞我诈、勾心斗角。大城市是这些新居民孤注一掷、追名逐利的疆场,迷恋古朴自然情趣的人们被赶进小街陋巷。感情细腻的明治时期的艺术家几乎都感到绝望,这些也成了他们创作的题材。

直到最近,日本市民才呼吁解决城市问题。长期以来,日本的地方自治被地主、官僚、掮客所利用,广大民众毫无居民自治的意识,其原因就存在于日本的历史之中。

那么,农村的情形又是怎样的呢?西方人称日本是“纸窗之国”,其实农家的纸窗(纸糊拉窗)始于明治时期。以前一直都是木板窗或用草席遮蔽,室内光线很暗,一天中一大半在室外生活。从木板窗到纸窗,再到玻璃窗,这个照明革命使农民意识发生深刻的变化。对于农民来说,纸是一种高价商品,农户用纸糊窗,主要是普遍推广国民教育的缘故。到了明治中期,供儿童练习书法用的“和纸”、印有假名的窗户纸就随处可见了。明亮清爽的光线刺激着农民改造室内结构的欲望,提高了他们对家具摆设和生活用品的审美意识。特别是光线透过和纸所造成的妙不可言的柔和感,强烈地影响着农民心理的微妙变化。

农民的“屋子的光线变得明亮起来,意味着可以把一间大屋子分隔成几间小屋”,给青年人“以独自学习的安静的空间”,逐渐地“懂得了许多家长不知道的事情,又学会了独立思考,内心世界更加细腻敏感。”(柳田国男《明治大正史·社会篇》)

随着窗户的变化、普及和近代工业的发展,照明设备从菜籽油的松明到洋油灯再到电灯的飞跃进步,开阔了民众的内心世界,促使“家庭”分化和在日常生活中产生现代个人意识。

自由也表现在屋顶的变化上。封建制时代, 民房的屋顶不许铺瓦,只允许在大梁和房檐部分使用瓦,所以都用木板或者稻草铺盖屋顶。明治时期, 由于可以用瓦盖房,民房的形状完全改观。瓦顶舒缓的倾斜使窗户的结构宽敞明亮,把大家从大自然的沉重压抑感中解放出来。特别是颜色发红的“盐烧瓦”发明以后,连偏僻荒凉的日本海沿岸的民房也增添了清爽明快的色调。这一切都是明治文化的标志。

旅客可以透过火车的玻璃窗,尽情欣赏农家院子里色彩鲜艳的桃树、杏树、夹竹桃、芙蓉、八仙花、百日红等花草树木,可以眺望万紫千红的春天田野,紫色的紫云英、金黄色的油菜花、碧绿的桑树尽收眼底,令人赏心悦目。这一切都是明治时期商品化的农产品的标志。连儿童歌曲都歌唱“春天里小河流水淙淙响”,一幅优美恬静的田园风光。

明治维新以后,农业生产自由化,商品流通全国各地。鲜花需求量大增,不久又引进了西洋郁金香、唐菖蒲、石竹花、三色紫罗兰等新品种、农村多种经营迅速发展。这样,整个农村生机勃勃,充满明朗向上的活力。如果民众生活的基调色彩不发生变化,明治时期的浪漫主义和自然主义文化怎么会如此熠熠生辉呢?

没有民众文化潜在的基础,就不会有岛崎藤村、国木田独步对大自然的礼赞和自我意识觉醒的浪漫主义新体诗。两者的关系,不仅在《千曲川素描》中得到充分的体现,而且渗透到明治美术会、白马会风景画创作的心态深层。我们读浅井忠的《收获》和《春天的田野》,就强烈地感受到明治初期农村的色光。不过,岛崎藤村的《千曲川素描》含着浓郁的伤感,《春天的田野》却明快舒放,这种明治文学与明治美术在色感上的微妙差异与作者自我意识觉醒的程度不无关系。

明治时期日本人风景观的变化,不仅由于自然科学知识的普及和志贺重昂的名著《日本风景论》的出版(1894),随着生活色彩的解放,生产劳动的进步,日本人传统的名胜古迹观念和“三景式”的审美观逐渐崩溃,不过首先是某一个知识分子意识到这一点,并且明确地表达出来。

明治时期,民众对美具有狂热的欲望,他们不仅对西洋文化十分好奇,对古迹公园也深感兴趣。这些城堡、城廓不久前还在掌握着自己生杀与夺大权的封建领主的统治之下,现在成了国有或者公有财产,供获得平等地位的万民参观。于是,民众便在武士曾经杀戮自己祖先的城堡里观花、跳舞、赏月、欢宴。

以上我对民众生活现代化过程中的基本变化作了一些阐述,但描绘得过于乐观,舍弃了许多方面没有涉及。其实,对于民众来说,“现代化”并非田园牧歌式的明朗舒畅。从另一面看,应该说民众的“现代化”意味着新的奴隶化,伴随着难以想象的孤独不安和心灵痛苦,特别是明冶初期以前的群众性民主化运动遭到压制,确立了天皇制和大资产阶级,地主三位一体的统治的明治后期,民众受到更加沉重的压迫和难忍的苦楚。因此,现在有必要从史学角度重新探讨民众文化的价值观、研究知识分子的苦恼与文化创造是否源于底层民众生活的变化等问题。


摘自《明治的文化》 第一章 底层社会的文化创造  三 悄悄朝着现代化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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