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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与西欧的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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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与西欧的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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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洽文化形成的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期的50年间,正是欧美国家完成产业革命后,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突飞猛进的时期。

从科学史年表上看,1851年,伦敦举办世界首次万国产业博览会;1859年,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完全改变了人类的思维方式。20年以后,日本才把这两样学到手。前者成为大久保利通的殖产兴业政策的兴奋剂,举办商品交易会;后者被庸俗化为社会有机体说,成为压倒自由民权思想的一种新思想,盛行于一时。

1863年,世界第一条地下铁路在伦敦开通,J·S·穆勒发表《功利主义论》,美国宣言解放奴隶。1866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发表《罪与罚》,托尔斯泰发表《战争与和平》。日本很早就介绍穆勒的作品,1880年,穆勒、卢梭、斯宾塞的作品在日本已经广为流传。明治25年(1892年),内田鲁庵从英文版翻译出版《罪与罚》,北村透谷很快就深刻理解这本书的内涵。

应庆3年(1867年)是发明创造年,在日本近代史上留下深刻的印象。例如,诺贝尔(瑞典)发明炸药,莫尼耶(法国)发明钢筋水泥,李斯塔(英国)发明煤酸杀菌法,马克思发表《资本论》第一卷,等等。1880年后,自由民权派中的急进派利用炸药制造土炸弹。有一首《炸弹小调》这样唱道:

为了4 千万同胞,

不再做囚徒受苦难。

为了国家利益、百姓幸福,

民力休养,不成助,便成仁。轰!炸弹一声震天响!

诺贝尔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的发明竟成为东洋急进派的武器。李斯塔的发明在1880-1890年日本流行传染病时被广泛利用,人们把煤酸粉装在小布袋里,象护身符一样随身携带、以消灾避祸。《资本论》很晚才对日本的权力产生威胁、虽然明治末年已经有所感觉,但真正形成威胁是在1920年以后。

1869年,横贯美国的铁路通车。1871年,日本政府首脑迫不及待地乘火车从美国西部跑到东部。对雄伟壮丽的铁路赞取不已(18年,日本铁路才超过1000英里)。1876年,美国人贝尔发明电话,不到几年,政府机关就安装上这种电话。1877年,爱迪生发明留声机。1879年,爱迪生发明白炽灯、揭开了电灯时代的帷幕,而日本在那个时候才刚刚使用洋油灯。

1882年。科赫(德国)发现结核病菌,翌年又发现霍乱菌。那时,传柒病细菌不断被人们发现,病理的解剖对每年有几万乃至十几万人死于传染病的日本来说,无疑是天赐的福音。北里柴三郎认真钻研科赫博士的科研成果,依靠东京民间的力量于1892年成立传染病研究所(科赫成立德国国立传染病研究所是1891年)。

从1880年起,欧美发生交通革命。1882年,戴姆拉(德国)发明汽车,1884年帕逊兹(英国)发明蒸汽涡轮机。1885年本兹(德国)发明汽油汽率,开拓了汽车实用化的道路。蒸汽涡轮机使用于轮船,1893年,柴油机代替蒸汽涡轮机。1895年,镭被发现,从而打开了50年后原子能时代的大门。

明治36年(1903年),莱特兄弟发明飞机, 首次飞行成功。但是,这些发明创造在日本几乎全部被利用于军事方面,民用汽车和民用航空是在半个世纪以后的事情。帝国海陆军对柴油机和汽油汽车非常热心,1920年以后,日本成立主力舰队和机械化部队,这方面的技术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我们把19-20世纪世界先进技术的发明创造和日本引进吸收这些技术的速度之快对照一下,就会发现,日本对先进文明的反应极其敏锐。但是,我们注意到,这些技术的引进几乎都不是出于国民本身发自内心的必要性(传染病研究所例外),不如说技术本身具有国策性、政治性、商业性、阶级性,甚至成为与民众生活产生极大差距的根源。力量与被称为“贫国强兵”的工人、农民可怕的没有文化的状态形成强烈的对照。这与现代美国一方面具有发射宇宙飞船的能力,另一方面又存在着悲惨的黑人社会所形成的对照十分相似。我们之所以不能以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两三个尖端成果来判断明治文化,是为了进一步剖析其内在结构。

在日本生活30年之久的英国学者巴基尔·霍尔·简伯伦带着讽刺的口吻这样评论日本眼花缭乱的变化:“从梳发警一下子跳到文艺复兴,瞬息万变”,“好像自己活了四百岁”。

德国哲学家柯贝博士也在日本生活了18年,在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哲学系执教。明治26年,他的听讲生西田几多郎这样描写这位老师的日本观。

(日本人)吸收欧洲文化的态度很成问题,他们不是带根移植,而是仅仅摘取令人眩目的花朵。结果是,搞花归来的人倍受大家的尊敬,而我国终于栽培不出开这种花的植物。当时的学者文人均取这种态度,他们夸夸其谈、哗众取宠、自诩渊博,到处炫耀卖弄自己有关欧洲的知识。先生对这种装腔作势、华而不实十分反感,嗤之以鼻。高山樗牛就是这种倾向的代表人物之一。先生提倡扎扎实实、勤勤恳恳的努力,提倡舍花求实、连根移植。于是,在先生的周围逐渐形成一种追求“真事物”的气氛。

孙中山对日本的看法更加严厉。他说,日本啊,你要借现代化的力量成为西洋霸道的看门狗吗?成为东洋王道的牙城吗?(1924年)

但是,历史的车轮不会倒转。日本在日俄战争以后,走上了帝国主义的道路,在孙中山警告日本的1924年,日本就已经制定了侵略中国大陆的方针。

从文学、艺术来看,明治时期(1868-1912)是西欧资产阶级文化的鼎盛时期。1867年,以《恶之花》著称于世的颓废派诗人波特莱尔去世。1880年,阿·兰波已经投笔乘船远航。1883-1885年,资产阶级文化的叛逆者尼采发表《扎拉图斯拉如是说》。美国西部片的杰作J·福特的《荒野血斗》已经问世。而这个时候,日本才开始以政治小说的形式介绍西欧现代小说。

1890年,凡·高去世,第二年,高更跑到塔希提岛逃避资产阶级文明。

1892年,俄国作家契诃夫发表《第六病房》。当时,日本还没有诞生真正的近代文学作品,只有北村透谷、二叶亭四迷等人作为日本近代文学的先驱者进行艰苦的奋斗。在西方国家谈论资产阶级文化成熟、颓废的时候,日本才刚刚从封建文化的桎梏下自我解放出来,讴歌近代浪漫主义。岛崎藤村的《嫩菜集》于明治30年(1897年)问世,那时,西欧文坛上,浪漫主义自不待言,连续浪漫主义文化思潮之后的自然主义也已接近尾声。

与比较容易引进的科学技术不同,日本与西欧如此巨大的精神文化落差,在明治时期是不易填平的,但也不必操之过急。从明治文学史来看,1880-1890年间,主要介绍莎士比亚、歌德、华兹华斯、拜伦、海涅等人的作品,《罪与罚》被理解成探侦小说。

传统的近现代文化史认为,这种与西欧文化的落差是命运注定的,在叙述填补这种差距的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悲喜剧时,删去了大量基本要素。因此,整部日本近现代史充满着一种焦躁感,其中心人物总是处在自觉落后所造成的自卑感的心灵苛责之中。然而,这种态度是否正确呢?

明治时期的日本与西欧国家不同,所处的国际环境不同、历史传统不同、向现代化转变的时期不同,为什么日本这样迫不及待地向西方靠拢、与西欧同化呢?是否果真有必要这样焦躁着急,陷于自卑感不能自拔,以至于丧失自身的主体性呢?不能把这些归究于“富国强兵”、“国家独立”。日本对西欧的自卑(附和)意识是一个精神问题。日本就是成为军事大国、成为帝国主义国家,这个问题也无法解决。让我们想一想明治末年夏目漱石的悲叹,中国、印度、朝鲜的知识界决不会发出日本知识分子这样的叹息。

先前我们根据自我内心的判断思维行动,现在突然丧失了自我本位的功能,受到外来(思想 文化)的逼迫,只能唯命是从,否则寸步难行……恐怕日本会永远象今天这样,不被别人推一下就不往前走一步,只能依靠外部的力量生存下去。……一言以蔽之,现代日本的开化不过是表面的浮浅的开化而已……当然,我不是主张因其不如人意而止步。我们不得不接受现实,忍气吞声地继续表面化浮浅化下去。(夏目漱石《现代日本的开化》)

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以知识分子为中心审视日本近代史(特别是思想史、文化史),因此,我们也以同样的方法来看待夏目漱石以“现代日本的开化”主题为主轴的思想文化史。那么,近现代日本对西欧异乎寻堂的自卑感、焦躁感是否就是全体国民的情绪呢?能否肯定连社会底层的民众也具有这种意识呢?其实,这不如说是以帝国主义民族自居的统治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强烈表现的心理特征,而迄今为止的思想史、文化史都是以这些知识分子为中心撰写的。

我从这些问题入手,打算重新探讨日本的现代化,其中一项基础工作就是重点探讨被别人一屑不顾的民众生活文化和社会底层的思想文化创造。当然,我不是说这些默默无闻的民众文化创造会比木户孝允、福泽谕吉、中江兆民、二叶亭四迷、夏目漱石的更有内容,可以取而代之。但我认为,如果对民众的文化创造缺乏清醒的认识,中江兆民、二叶亭四迷,夏目漱石也就失去存在的意义。


摘自《明治的文化》 第二章 欧美文化的冲击  三 日本与西欧的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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