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议政体论到议会政治

在那以后，发生了各种各样的政治事件。对此，各方面都提岀了公议政体的构想。在幕府方面提出这一想法是大久保忠宽（一翁，1817-1888年），他在文久二年（1862年）提出了“公议所”的构想。“公议所”由大公议会和小公议会构成，大公议会相当于国会，小公议会相当于地方议会，他希望以此来创建新的国家制度。除此以外，还岀现了各种形式的公议政体论。那一方面是因为欧洲以及美国的议会政治的知识传入日本的缘故，但是外来制度这么快就被接受，这在世界上都是罕见的现象。我们不得不认为：正因为具有尊重公论众议的政治传统，所以对西洋的议会政治比较容易理解。

后来，在十五代将军德川庆喜（1837-1913年）的时候，通过庆应三年（1867年）的大政奉还，结束了江户幕府政治。不过，大政奉还还是基于公议政体论。德川庆喜似乎认为在大政奉还之后，日本的政治成为一种公议政体，而德川家族也能作为其中的一员继续保持政治上的发言权。但是，萨摩藩以及长州藩的倒幕势力认为：如果德川家族的权力残存的话，只得进行不希望看到的不彻底的改革。因此，他们策划起兵讨伐幕府，德川家族的势力最终被排除，明治政府得以成立。

新政府已经不能无视尊重公论众议的思想。更准确地说，新政府通过对公论众议表示尊重向民众表明他们是真正的新政府。明治元年（1868年），天皇在京都以向神发誓的形式向天下公布了新政府方针《五条誓文》，其中第一条是“广兴会议，万机应决于公论”，主张通过会议、基于公众意见来解决所有政治问题，那正是议会政治的构想。但是，也有意见认为，因为在原案之一（由土佐藩士福冈孝弟起草）中，“广兴会议”被表述为“列侯会议”，而这里所说的会议只不过指大名会议，并不是主张将一般人民的意见反映到政治上，所以不能对《五条誓文》给予过高的评价。但是，即便是列侯会议，因为大名的身份与欧洲的贵族不同，大名的意义在于他只不过是藩的代表者。即便设立列侯会议，那并非只反映大名这种特定身份的人的意见，而是通过大名来反映整个藩的意见，所以那并不是异端的思想。此外，因为改成了“广为”，所以该构想本身也发生了变化。

在那之后，《五条誓文》的第一条成了自由民权运动发展，进而实现议会政治过程中的理论根据。因此，如果采取与之相反的方针，则有可能招致反对。例如，大久保利通（1830-1878年）在西南战争的第二年遭到了暗杀，而刺客在旨趣书中就说大久保“杜绝公议”，对大久保的独裁政治进行了批判。

明治二十二年（1889年），政府颁布了《大日本国宪法》（明治宪法）。就制定宪法的过程来看，伊藤博文（1841-1909年）等在明治十五年为了制定宪法而赴欧洲考察，主要访问了德国、奥地利，并在柏林、维也纳等地听取了学者们的意见。此外，他们还谒见了德国皇帝威廉一世，接受了他的忠告。他们的意见是不要让国会有太大的权限，君主必须掌握强大的权力。人们常说明治宪法是模仿了以德意志帝国为中心的普鲁士宪法，而实际上伊藤博文反对上述意见，在那之后审议宪法草案的时候，保持了“虽说已经是宪法政治，但限制君主权具有明显的意义”这样的想法。从这一点来看，明治宪法绝不是全面追随德国的宪法。

在颁布宪法的第二年，召开了最初的国会。因为宪法以及国会是从西洋引进的制度，所以当时的有识之士也都担心那是否能够顺利实施。对此，福泽谕吉撰写了《国会的前途》（明治二十五年），主张“因为日本有地方自治的传统，所以不用担心”，因为议会政治是一种国家自治。这样看来，公论的理念从明治维新到明治宪法的制定，以各种形式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