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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精英群体与近代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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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精英群体与近代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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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国家走向近代国家的历史转型时期,一个具有共识性和凝聚力的、有近代化取向的强有力的精英群体是建立新的稳固的政治体制、避免国家与社会分裂的不可或缺的前提。新精英群体的形成既可能产生于新兴的社会阶级之中,亦可能从传统的统治阶级中“改造”而来。在新兴的资产阶级力量尚很弱小的社会中,传统精英层的政治角色的转换,可以有利于在近代政治变革过程中减少动乱与分裂,顺利地建立稳固有效的新政治体制。明洽时代的日本在这方面正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例子。

明治政府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外需与“万国对峙”,内亦潜伏着各种分裂与冲突的因素。成功地组织和领导了倒幕运动的明治领导人,为了推行维新变革,首先必须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为此,明治政府积极地把各藩藩士吸纳进官僚体系。明治初年,令各藩选送维新志士和受过洋学教育的藩士(称为“征士”和“贡士”)到中央政府担任参与、议事所议事等职,构成中央政府的核心成员。尤其是萨摩、长州、土佐,肥前等在倒幕运动中发挥重大作用的西南雄藩的藩士,依靠其在倒幕斗争中的功绩和本藩的实力,在中央政府中处于主导地位,形成所谓的“藩阀”专权的强有力的维新领导集团。据统计,1885年12月至1898年6月,7届内阁的总理大臣及阁僚共87人中,67%为萨、长、土、肥四藩藩士。

在由“藩阀”为领导核心而构成的明治官僚体系中,从中央到地方,从前作为大名的行政官的士族纷纷转变为明治政府的各级官僚。据明治十四年(1881年)的统计,中央及府县道的文、武官、司法、警察、监狱及技术官员总数为78328人,其中士族为53032人,占近70%。郡区町村吏总数90266人,士族为15523人,占17. 2%。二者相加,担任从中央至地方各级宫员的士族合计这68555 人,这意味着当时保有官职的士族户数占全国士族总户数的16%。从明治官僚体制的成员构成来看,可以说,明治政权是一个士族的政权。无怪乎有史家把明治时代称之为“士族之时代”。

士族传统政治职能在明治新时代中的延续,固然可以说反映了明治政权的保守特性,带有浓厚的传统因袭色彩,但以“藩阀”为核心的士族精英集团对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即又是必不可少的。明治初年,为了扫清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障碍,相继实行了废藩置县、版籍奉还以及俸禄改革等一系列除旧布新的变革。这些要触动过去封建统治阶层的变革,都是依赖萨、长、土、肥等雄藩实力派的协同策划的产物,急剧的社会变革必然带来矛盾与冲突,对新政权不满的士族,采取暗杀政府高官乃至叛乱的方式,反对新政权,使明治初年的政局危机四伏。1868-1878年的11年间,士族暴行和叛乱事件达20件以上,尤其是1873年以后,相继发生佐贺之乱,神风连之乱、秋月之乱、荻之乱等大规模士族叛乱,最终导致了1877年的西南战争。在这种动荡和复杂的局势下,维新新政权仅靠天皇的神圣权威显然难以达至全国的政治整合,而必须靠掌握着军事实力的“藩阀”以暴力对付叛乱,维持国家的统一。诚如有的论者已指出的,如果明治政权没有“藩阀”的强有力的领导,听任各藩武士相互敌对、分裂和抗争,那么,不仅明治政权,而且日本社会亦会在近代变革中瓦解。如果说明治前十年的主要任务是摧毁幕藩体制,废除封建制度,以扫清建立统一民族国家的障碍,那么西南战争之后的主要任务是进行立宪,建立近代的君主立宪的中央集权国家。这一任务是由明治政府的“法制官僚”们与自由民权运动的斗士们相互作用而完成的。

众所周知,自由民权运动是由在征韩论争中失败下野的明治政府的重臣板垣退助、后藤象二郎、江藤新平、副岛种臣等人发其端,他们在1873年联合士族出身的知识分子小室信夫等人组立爱国党,次年向左院提出“民选议院建白书”,要求设立民选议院,伸张人民的自由与权力,以期“日本帝国的隆昌”。可以说,刚从政府中下野的板垣等人主要是属于官僚体制内部的开明反对派,但他们的登高一呼,影响广泛,由此掲开了日本自由民权运动的序幕。对明治政府不满的在野士族纷纷参与争取自由民权的行列。在1874年以板垣为首创立的立志社中,420个成员全部是地方士族。该社在当时各地纷纷出现的以要求自由民权为宗旨的政治团体中处于核心地位。1877年该社的建白书宣吿其宗旨以伸张民权为第一义,扩张国权为第二义。1880年,以立志社为首的各团体组织了25万人签名的开设国会请愿活动,到1881年,自由民权运动达到高峰,一年之中,各地要求设国会的请愿达100余件,各地成立的民权团体达200余个。

民权派士族虽然是作为明治政府的反对派出现,明治政府亦釆取各种措施瓦解和压制自由民权运动,但是二者的矛盾与冲突并非不可调和,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又相互妥协、配合。1881年10月的明治十四年政变中,主张速幵国会的大隈重信被赶出政府,但政府同时也确立了立宪开国会的方针,颁布以明治二十三年召开国会的敕谕。政府内的“法制官僚”们亦积极探求各国宪政,以采各国之长,确立日本的各类法规与宪法。明治政府成立以来,以文部省为中心的各省厅设立翻译局(或课),大量翻译和介绍西洋法政著作,成为“法政思想的最大的传习机关”,1882年,伊藤博文受政府派遣,前往欧洲考察各国宪政,经过对英、法、德三国宪法加以比较,选择以德国宪法为样板。伊藤回国后即承担起组织体制改革与制订宪法的工作,1889年2月,正式颁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

1881年10月,明治政府颁布以明治二十三年为期召开国会的敕谕时,政府领导人井上毅就认为,“此敕即使不能镇住急进派,亦可使中间派顺服。全国士族,中间派尚多。今日若无此举,彼等必将转变为急进派”。这个估计显然是有根据的。在自由民权的大旗下的各社会势力中,士族民权派属于相对保守的势力,较易于与明治政权接近与妥协。其主要领导人板垣退助与后藤象二郎等人,虽然因征韩论论争退出政府,但与“藩阀”集团仍关系密切。1875年2月板垣曾与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会谈,一度复归政府。1882年11月,自由党成立刚刚一年,作为自由党正、副总理的板垣与后藤又接受政府的暗中安排,以考察宪政为名,前往欧洲游历。次年6月回国后,政治态度转变,主张解散自由党。1887年,板垣、后藤及另一立宪大党(立宪改进党)的领袖大隈重信均接受政府的爵位,受封为伯爵。1889年,后藤还应患加入黑田内阁。

在立宪的政治主张上,士族民权派与以伊藤博文为首的“藩阀”官僚虽然在“君民共治”,还是“立宪君治”上有分歧,板垣退助的自由党主张采取法国式议会制,实行普选;大隈重信的立宪改进党主张采取英国式的上下议院制,由议会多数党组阁,显然都与伊藤博文以德国宪法为样板的立宪方案有别,但各派之间异中有同,他们均赞同维护天皇的神圣权威。在当时出现的民权派各团体的形形色色的私拟宪法草案中,据一个对15份影响较大的私拟宪法草案的分析研究,有半数以上的草案主张天皇位“万世一系”,有十份草案主张内阁大臣只对天皇或同时对天皇与国会负责;大多数草案都规定天皇有统率陆海军的大权,有召集和解散议院的权力等等”。可见在以宪法的形式来确定天皇制的政治体制这一根本问题上,大多数士族民权派的政治主张与明治政府的政策是相近的。

最后还须指出的是,土族民权派大多数是国权扩张主义者。如前所述,板垣、后藤等《民选议院建白书》的提出者,就是因主张征韩失败而退出明治政府的。他们主张开设国会、伸张民权的理由之一,就是认为国权的扩张与民权伸张密切相关,而“国会开则民权始能伸张。民权伸张,则何忧国权不扩张,何患外人之毁我栋梁也”。1880年代以后,士族民权派的舆论纷纷鼓吹对外扩张,为明治政府发动的侵略朝鲜、甲午战争及日俄战争推波助澜。可以说,朝野士族对外扩张的意向是完全一致的。

当然,自由民权运动不只是士族的政治运动,自由民权运动波及社会各阶层。地方豪商以及农民均参与了自由民权运动,争取自己的权益。自由民权运动的三大纲领——开设国会、减轻地税和修改不平等条约中,减轻地税的纲领主要就是反映地方豪农与农民的要求。地方民会的参与者也主要是地方豪农,自由民权运动后期的一系列所谓“激化审件”则主要是农民的斗争,士族参与者甚少。这些斗争显然超出了士族民权派争取参政权的斗争范圏。

明治时期的立宪过程就是建立新的近代国家秩序的过程。明治宪法的颁布和1890年帝国议院的开设,标志着天皇专制统治体制的日本近代国家的确立。这个政权可以说是由士族一手创立的,因而也刻上了旧武土团的深刻痕迹,穷兵黩武、对外扩张的军国主义和对内集权专制的“绝对主义”成为日本近代天皇制国家的待色。但是另一方面亦无可否认,以“藩阀”为领导核心、以朝野的维新士族为统治支柱的新的精英群体,是一个凝聚力较强的,坚定地推行近代化变革的强有力的集团,它不仅成功地在近代化变革中维持了日本社会与国家的整合,而且运用国家机器这一强有力的杠杆,推动日本社会走向近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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