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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川晚期的思想世界(一)德川政权的意识形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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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川晚期的思想世界(一)德川政权的意识形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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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川晚期面临的各种不安及衰退——包括诸大名及武士的长期债务、满目疮痍的灾荒及持续不断的武装抗议,无论统治阶层还是老百姓对此急遽变化都持强烈批判的态度。一般而言,他们的所谓改革既是前瞻,亦是后顾:其意是把今日世界恢复到往日的黄金时代。不过事与愿违,推动这种保守性改革的结果,却是再也无法回到昔日荣光。因此要了解德川晚期的文化及思想的内部因素,必须掌握改革者所要恢复的是怎样一个理想世界。

一、德川政权的意识形态基础

任何想要长治久安的政治体制,绝对不能只倚赖强权力量及死忠者,德川政体亦毫无例外。是以政权必须建基在一个公认的合法统治共识上,织田信长、丰臣秀吉与其他统治者一样,亦面临同样的难题。不过这难题对他俩来说更为严重,因为他们是如此赤裸裸地运用权力,故比平常更需要一种统治合法性以说服其治下民众。所以两人以及德川家康均曾尝试用一些宗教和世俗的符号与理想,以建立其统治基础。

信长虽仇视民间宗教团体,并不惜武力征讨,以至杀人无数,但他仍以神格统治者自居,要求属下武士崇敬他,他甚至声称可以给予其武士军事上和宗教上的保护。信长强调今世效忠他的臣子,来世亦会有好处。信长曾颁布命令,号称若要追求财富与快乐,就必须礼拜他。信长把自己当作“天下”的化身。有异于以前的军事强人,信长拒受将军封号,认为若接受此封赠,即表示成为天皇臣属。他命众将在效忠誓词中写下“为天下,为信长”的语句,他把自己等同于天下,隐喻天下一体之意。信长对主权的宣示,颇类较早时候法国国王路易十四“朕即国家”的看法。

秀吉亦有自我神化的倾向。他在京都居所以平等身份接待天皇,其妻儿所守礼仪亦与皇太后及太子等同。秀吉把其侵朝战争当作是神圣的国家使命,在神社举行大量祭祀活动。虽然神道以血为不洁之物,但秀吉却下令举办“血祭”。在临终前,他为自己建造丰国神社,其分社遍布全国。

德川一族进行同样的神化个人活动,要与朝廷的神圣一较轩轾。举凡有关皇室的公务起居,不分大小,德川都要监控。在接见外国使臣时,各王公巨卿亦要在旁观礼。德川家光本人在1634年亲率30900人入觐天皇。

为了遵行家康留下的严格遗命,其子秀忠及孙家光在日光建造宏伟的神社。到今天,日光已成为日本观光胜地之一,但当时的家康却并非为区区蝇头小利。他考虑的是身后名,因此他仿效织田信长的夸张及文饰手法,以达到神化个人的目的。织田信长营建的壮丽的安土城虽然在其死后马上被踏平,但家康非常了解其作用,他亦有计划地清除秀吉的神社,并取而代之。家康指定日光为其葬所,这完全是个身后政治符号游戏。日光神社与江户城的距离,恰好等于伊势神宫与京都皇城的距离。家康自谥为“东照大权现”,一方面隐含佛教轮回再生之意,另一方面亦突出神道的圣光的含义。家康亦视自己为亚洲以至宇宙之神。故在家光之世,朝鲜使者、琉球的官方代表甚至荷兰人均曾前来日光致意。从地点、礼仪以至名号,家光均有意取代伊势,把日光营造为日本政治最神圣的象征。1645年,他把日光神社升格为东照神宫,与伊势神宫并驾齐驱,连天皇信使亦要前往日光参拜,而非幕府信使前往伊势。

为巩固其统治,德川幕府一方面利用各种象征以神化历代统治者,另一方面亦从宗教及世俗传统中寻找哲学诉求,以建立其合法性。德川幕府在其最初百年中,从不同来源整合出一些核心观念,并将其作为政治及社会秩序的基础。首先是阶级,它是个自然及合理的秩序;其次是在这阶级社会中,无私奉献及各安其位是最重要的道德标准;再次是歌颂德川家康,他不但是创基立业的圣者,其言行亦足以垂教后代,他所创立的体制据云是根源于宇宙万物的秩序。

上述综合思想的意识形态,实为佛教、神道及宋儒的混合产物。此种意识形态的来源之一为铃木正三(1579-1655),他原为武士,后改趋禅宗,出家为僧。他认为今世是报答恩赐者(泛指主人或父母)的机会,人生在世并非为自己,而是为服务主人及社会,故应各安其位,殷勤事上。铃木呼吁民众每天都要尽忠职守,以履行其“本分”,如此来世方能得救。山崎暗斋(1618-1682)原为出家僧人,后来改趋神道,成为神官。他认为神道是日本思想的基础,亦可以用来解释世界万物。他用命理学比较神道及中国圣人学说,认为两者思想是并行不悖,甚至是互相呼应的。因此他认为德川思想是集大成者,凌驾于两者之上。

到17世纪末,德川思想内部不断出现争论及分化,各个思想家均企图利用宋儒学说教导统治者及百姓思考怎样才是一个合理的政治秩序。宋儒朱熹一派在足利之世便传到日本,但朱熹所强调的回归古代儒家经典之说,在当时基本上只流传于寺院间,到德川时情形才稍有改变。首先是藤原惺窝(1561-1619)及其学生林罗山(1583-1657)创立学塾,并说服幕府支持他们的活动,成为政府的智库。1630年,幕府大兴土木,建造以“圣殿”为中心的建筑群,尊奉孔子,于1633年完工。1690年,林罗山的儒校正式被幕府认定为最高学府。林罗山是以现世为主的学者,他与家康及家光府中佛教徒的意见有矛盾;后者不满儒家学说过度受重视,远超佛门。林氏学派虽然在思想上克服佛教的优越地位,但却要面临来自其他现世学者及学术机构的挑战。就在这互相激荡的过程中,日本的学术逐步扩大其社会范畴,前来求学者已不局限于武士阶层,亦包括生活富裕的老百姓。无论是林罗山学派还是其敌手,均强调知识的实用价值,推动儒家思想,目的便是要经国济民。

各派学者所推动的宋儒学说,其核心价值是理。它是个永恒不变的自然法则,为学问与道德所本;它充沛于天地与人文世界之间,是以自然法则和社会法则均具相同的形而上基础。无论中国还是日本的宋儒学者均主张“格物”,不从自然及社会世界格物入手,就无法发现其中之理。他们认为若认真观察天下万物,可知其无不与理若合符契,如地在下,天在上,众星则环而拱之;如此类推,帝王在上,百姓在下,故人类同样亦有一定纲常,即所谓父子、夫妇、君臣、朋友、兄弟伦理。日本较为特别,将军君临万民,而天皇则为太阳后裔,由高天原下临人间,授予将军统治大权。将军之下为士、农、工、商四民,士为武士,辅助将军治理天下。在德川幕府早期,无论文字记载还是口耳相传,均视家康为创造此种秩序的圣人,而德川时期的所有改革者,无论他们的形而上理论为何,对此均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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