幕末

德川幕府的覆亡(二)德川统治势力的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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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川幕府的覆亡(二)德川统治势力的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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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商口岸贸易对日本经济造成的冲击是立竿见影的。外商发觉在日本可以用银块换取黄金,而其黄金价格只是当时世界价格的1/3,他们自然欣喜若狂。在首年的贸易中,外商大量购买黄金,以3倍价钱在中国市场出售。1860年,幕府为控制财政上的损失,不得不降低金币成色,与世界其他地区的价格看齐。但黄金成色的减低却促使货币供应量大增,最后导致通货膨胀。另一方面,丝价亦因外商需求而上升,到19世纪60年代初达到原来价格的3倍,无论外销还是内销,其价格均无差别。与此同时,外国商品由于价廉税低,得以大量进口,其中以棉织成品最明显,消费者固然可以享用低价商品,但不少日本生产商却因此而破产。

消费者及制造业者均表示不满,并采取暴力手段抗议。1866年通货膨胀达到高峰,城市居民忍受不了米价持续上升,便在江户及大阪发动暴动,捣毁数以百计的米店,各地城市附近的乡镇亦出现类似暴动。1866年,制丝工人中亦酝酿着不安情绪,江户西部地区约有6000名农民及制丝工人发动暴动,为期达一周之久。他们由村过村,沿途吸引不少人加入,债主、地主、村中的领导层及放贷者等人的房屋均遭破坏,最后幕府不得不出动军队镇压。

上述的抗议活动通常以日本人为目标,特别是都市中的米商及农村里的放贷者,参与抗议的人都认为这些人是剥削阶级。但到19世纪60年代则不同,不少人开始指责外国商人是造成人民生活困苦的罪魁祸首,制丝工人其实在丝织品需求增加及丝价上扬中得到不少好处,但他们亦加入反对行列,而且矛头渐转向日本当局,因为是当局准许外人前来经商的。国学者平田笃胤的门徒便借诗歌发泄其不满情绪,一名在日本中部伊那河谷制作蚕丝的女子,闺名尾松多势子,写下一首著名诗歌:

诸神及天皇国度来

为的是寻找

珍贵的蚕蛹

人心

虽敬畏交加

已纷乱如丝充满愤怒

无论是用行动还是诗歌表示不满,民众的愤怒并未真正导致德川幕府的覆亡,不过幕末志士一直攻击幕府虐害百姓,轻蔑天皇,民众种种抗议无异于为倒幕浪潮火上加油。

强迫开埠还造成更直接的政治冲击。幕府对外政策的最终目的仍是限制外人活动,但其做法却一反常规,对全国的武士及大名采取协商姿态,结果削弱了幕府统治的合法性,加速了自身衰落。

1853年,幕府老中阿部正弘在面对佩里初次访日时,要求各大名提出对策。表面上阿部是广开言路,实际上他了解幕府的做法会招致国内极大反弹,故希望事前取得共识。在某种程度上这可以说是日本国内政治的“开国”,与对西方“开国”同样重要,但我们一般只知道佩里访日的影响,而忽略国内层面的变化。所谓无心插柳,它暴露了幕府的弱点,亦为过去一直遭受政治压迫的雄藩开启了权力大门。这些雄藩包括萨摩、长州及土佐等,它们是所谓的外样大名,在1600年关原战役中便对德川家康采取敌对立场,虽然经过200多年,但各藩大名及武士的反德川情绪仍不绝如缕。至于德川内部,身为亲藩大名之一的水户藩对幕府有极大影响力,它亦力主改变现行政策,重新调整幕府、诸大名及朝廷三者间的权力关系。水户藩的看法亦受到会津及越前等亲藩大名的支持。水户藩主是德川齐昭,他是一个死硬的攘夷论者,水户藩亦成为尊王攘夷(当然表面上仍是尊德川幕府)的大本营,集结了不少如会泽正志斋这样的学者在其麾下。

对德川幕府造成更严重打击的是1857年与1858年的两个事件,即有关将军继嗣问题与签订《日美友好通商条约》的争议。将军德川家定年纪不大,但体弱多病,本人亦无子嗣。原本由阿部正弘担任老中一职,他身负幕府行政最高负责人的重任,但在处理佩里要求时深受诸大名的批评,不得不在1855年引咎辞职,其继任者为堀田正睦(1810-1864)。堀田马上要面对上述两大难题。一方面是将军家定身染重症,堀田必须马上解决继嗣问题。另一方面居于下田的美国领事哈里斯正积极策划订立日美商约,堀田亦需要考虑与美国及西方各国再订新约,但不能触犯正满腔怒气的大名。堀田是属于所谓谱代大名的一员,该集团掌控决策权力,因此偏向一个较易受控制的继承人,最后他们选中了亲藩大名纪伊藩主德川庆福,年方十二岁,政治上不构成任何威胁。但水户、萨摩及其他几个比较倾向改革的大名却联合起来,不但反对与外国再订新约,亦反对立嗣德川庆福,他们属意于德川齐昭之子,以其年长及贤名闻于国内,已过继给一桥家,故又名一桥庆喜。

在此关键时刻,堀田为强化其在外交及将军继嗣问题上的发言权,便上奏天皇,请求批准与美国签订的商约。堀田更打破惯例,亲自带上大批礼物,在众多扈从的陪同下入觐孝明天皇,希望能得到朝廷支持。孝明天皇亦打破朝廷一向不过问外交内政的惯例,反对日美商约。孝明此举得到朝臣及改革派大名如水户藩的支持,他不但否决日美商约,同时亦暗示赞成一桥庆喜为将军继嗣。

堀田两头落空,可以说是遭受极大挫败,唯一的出路便是辞官归里,然而损失已无法挽回,朝廷公开表示不再无条件支持德川政权,这对幕府威信不啻是个空前打击。从此之后,日本开始了一个长达十年的三足鼎立的政治游戏。主角之一是幕府中的死硬派,他们主要是参与幕府的谱代大名,虽然主张开国外交、军事及财政的各种改革,但坚持以幕府原来的行事作风达成,其目的是巩固幕府传统权力。另一主角是若干有力外样及亲藩大名的领导层,亦包括部分朝廷官员,其立场与前者针锋相对。他们以尊王攘夷为口号,欲借此转换整个领导中心,夺取权力。第三个主角的社会地位较低,他们是所谓以忠义自诩的勤王派,或称为“志士”,为达成他们的政治目的,不惜对其国内政敌或夷人使用恐怖手段。

这些志士通常都是愤世青年,出身于中下级武士阶层,不过亦有不少热衷政治的农村及都市精英加入他们的行动,甚至包括一些积极的女性。在整个日本革命过程中,他们在理念及行动上都扮演十分关键的角色。这些志士大都自视甚高,认为无论从先天背景还是后天学养,他们的学问均足以为其藩主或整个日本安世济民。虽然他们口中的日本仍是一个未能清晰界定的概念,但天皇无疑具有代表性的象征。在传统的德川仕途养成过程中,文武训练是合而为一的。武士在学校一面诵读儒家经典,一面亦学习剑术及武道。由于此种双重训练,他们认为自己在思想和行动上均负有责任:一是要为当前社会问题求取解决方案,二是以大无畏精神将其付诸实践。

大盐平八郎(1793-1837)是上述精神及实践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在19世纪30年代,他是大阪町奉行(市政府)的一个下级武士,在思想上属于阳明学派,主张正义之士必须以行动体现其理想。1837年日本出现所谓“天保大饥荒”,大盐痛恨高层武士不理睬他的请求,未能及早赈济受灾平民,因此他率领大阪市民揭竿而起,把大阪1 / 4的房屋夷为平地,最后为幕府军队所平定。

到19世纪50年代,日本各藩亦出现类似愤怒且力求实践的异议团体,而且有互相呼应联合起来的趋势。其中尤以萨摩、长州、土佐及肥前等藩最具影响力,因为这些藩的藩主及高级官员对勤王派均采取同情态度。在各个勤王派团体中,最著名的是吉田松阴(1830-1859),他是长州出身的儒学武士,声名远播。1859年,幕府大举镇压全国异议者,吉田因而被杀,不过他的信徒仍继续致力推翻幕府,而且不少人在日后成为明治政府的中流砥柱。京都以及各地城堡的庙宇及旅馆,均成为此等志士秘密聚会的地方,最后演变为革命的温床。

志士的思想来自理想主义与实际改良主义的折中,他们主张直接诉诸武力行动,认为现存制度不尊重人才,让他们投闲置散,这当然有些自我投射的味道。他们推崇天皇,反对夷人以武力入侵日本。他们把仇恨转化为行动,以暗杀方式对国内政敌及外人进行报复,受害者包括美国领事哈里斯的荷兰翻译员及一位著名的英国商人。不过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虽然他们最初的政治理念是以抗衡外国坚船利炮为出发点,要利用刀剑把夷人马上赶出日本,但不少志士了解到这只是一时气愤,成功的希望微乎其微,故很多人一早便放弃极端做法,改以实际手段应对。

是以时间一长,不少志士开始了解到西方有许多地方值得学习,不能无视它的存在。土佐藩的坂本龙马(1836-1867)是最典型的例子,直至今日他的故事仍是日本历史剧中的常见题材。最为人传诵的故事发生于1862年,当时坂本偷入一个幕府官员胜海舟(1823-1899)的官邸,胜海舟力主用西法改造幕府海军,故坂本决意要取其性命。当时已拔剑相向,但胜海舟却说服坂本先听他说明要实行海军现代化的理由。经过一个下午的长谈,坂本不但没有杀他,而且被其现代化是改革必由之路的说法说服。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志士像坂本龙马一样,开始深入了解西方的思想、制度及科技,并逐步将其根植到日本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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