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

人民宪法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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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宪法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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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流浪飘泊10年之后,千叶卓三郎终于找到了幸福的归宿。五日市学艺讲谈会规定,“会员肩负开拓自由、改良社会之重任,具有百折不挠、万死不回之坚定精神,故皆为骨肉兄弟,应相敬相爱,和睦亲热如一家”。而且,学艺讲谈会掌握了镇的实权,就象一个“地区公社”(本书的“公社”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公社”)。这样,明治13年的漫长冬天中,千叶卓三郎就可以和朋友们围着温暖的火炉,彻夜不眠地议论风生。这是千叶有生以来第一次享受幸福的生活。明治13年12月,他在致深泽的信中洋溢着对这段生活喜悦激动的心情(当时,九州、熊本的相爱社至少也有10天彻夜议论宪法草案,因意见不能统一,最后委托东京的矢野骏男起草)。

近代日本没有产生凝聚着人民的热情、人民的智慧的国约宪法,实在令人遗憾。塔克伦·千叶在起草宪法草案时,和深泽父子至少仔细研究过以下文献。离开大槻磐溪私塾以后,他经受过多次曲折的思想衍变,我们对他研究学问的坚强意志惊叹不已。

在各种参考资料中,他利用最多的是法国法学博士勃阿索纳特的讲义记录,其中有《法兰西法律》(明治3年)、《经济学讲义》(明治9年)、《性法讲义》(明治10年),《法律大意讲义》(明治13年)、《法国民法讲义(财产)》(明治13年)、《法国民法(指令)讲义》(明治13年)、《法国刑法讲义》(明治11年)、《民法草案财产部分讲义》(明治13年)等(这些法律几乎都是官方资料)。

另外,他还阅读、参考天民馆收藏的《英美普法立宪政体一览表》(明治9年)、田中耕造的《各国宪法》(明治10年)、弥尔的《代议政体论》(明治12年)、阿尔贝罗·贝涅的《法国宪法讲义》(明治13年)、吉布斯克的《法国商法讲义》(明治8年)、本萨姆的《民法论纲》(明治9年)、《立法论纲》(明治11年)、波尔赛尔的《分权论》(元老院收藏、明治11年)、里巴尔的《自治论》、维因特夏特的《德意志民法通论》(司法省收藏、明治13年)、《刑法注释》、《治罪法注释》(正荣堂版、明治13年)、织田纯一郎的《治罪法注释》(明治13年)、格林·利夫的《证据论》(明治14年)、《法国治罪法讲义》(弘令社版、明治1年)、《法国诉讼法讲义》(明治14年)、《法国刑法讲义》(警视局藏、明治14年)等。

有的书上盖有“叶卓”的印章,有的有红笔的批注,还有的夹贴着纸条,这些书籍在深泽村的土窖里受到腐蚀,能保存下来实在是偶然性的奇迹。

明洽13年12日5日,武州悬亲会在北多摩郡府中的高安寺召开。这次会议为翌年1月成立武相恳亲会(包括武藏、相模二州的整个神奈川县统一组织、县自由党的母体)做准备,东京嘤鸣社的肥塜龙应邀出席,首任县议会议长石坡昌孝、中村克昌、吉野泰造、佐藤贞干4干事发表演讲。土屋勘兵卫、千叶卓三郎代表五日市,另外,三多摩、高座等各郡的县议员民权家也出席了恳亲会。千叶满怀激情地记下了当时的感受。

啊,我们的四位县议会议员阁下,今天莅临盛会。第一次县民自由党恳亲会在府中车站召开。我辈欣喜万分、手舞足蹈,不顾身份,冒渎侍于会后,得以亲睹盛况。啊,此及何等之荣光。尚期望四位阁下提掖挟持我后进之辈,使之稳步向前、开花结果,将来造福于日本人民,使之如英美之人民然。

明治14年1月2日,武相恳亲会在南多摩郡原町田村成立,15日,自治改进党在府中高安寺成立(社长是砂川源五右卫门,领导干部有吉野泰造、中村克昌等),民权运动的浪潮汹涌澎湃。也就是在此时,“嘤鸣社宪法草案”由野村本之助交给土屋勘兵卫,再通过深泽权八交给千叶卓三郎。千叶和权八参考学艺讲谈会的审议案,集中精力认真推敲国民和国会的权利等宪法条文。所需要的专业参考书由豪农深泽名生不惜重金购买,元老院和司法省的内部资料则通过元老院议官中岛信行获得。

五日市宪法草案第一章“国帝”部分和嘤鸣社草案几乎一模一样,因此就和后面的“国帝的权利”、“国民的权利”、“国会的职权”等一部分内容自相矛盾,而且有的条文不够严谨成熟。(例如,“立法权”第三十五条规定:“政府如果在宪法或宗教或道德或信仰自由或个人自由或法律上违背对国民一律平等之遵奉或财产权或原则、如果从事危及国家防御安全的行为,国会应竭力予以反对,有权追究根源,并否决其颁布之条法”。)另外,还制定公共卫生、日常生活问题的条文,显得过于繁琐。

草案参考当地团体结社对“两院制的是非”问题的讨论情况,规定上院(元老院)议员资格的排列顺序为:第一位是民选议会议长,第二位是三次当选的民选议员,第三位是执政官,第四位是参议官,最后第六位是日本国皇族、华族。这与把皇族、华族摆在第一位的嘤鸣社草案形成鲜明的对照。在“是否废除死刑”这个间题上,草案规定“不能判处政治犯死刑,其犯罪事实应由陪审官审定”。

所以,塔克伦·千叶的宪法草案既不是西欧宪法的翻版,也不是嘤鸣社草案的模仿,它诞生于五日市地区的“民权公社”,代表着西多摩人民的声音。正因为如此,我们将其命名为“五日市宪法草案”,给予高度评价。

现在还无法断定这部宪法的起草工作是何时结束的,但我认为一定比被称为最高宪法草案的植木枝盛和内藤鲁一草案完成的明治14年8月要早得多。因为五日市宪法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参考过与嘤鸣社草案同样著名的交询社宪法草案(明治14年5-6月在《部便报知新闻》上发表)。而最重要的是明治14年7月,千叶已离开五日市。他7月13日寄给深泽父子的明信片是从北多摩都的奈良桥发出的,从内容上着,他认为小学教员受到与官吏相差无几的束缚,“其时,小生决意断然辞职”,并询间今后有何良策。显而易见,这意味着对明治14年7月6日神奈川县颁布的装止小学教员参加政治活动的布告(《小学教员须知》)的抗议。同年9月,他已辞职,“愚生在贵地任职时,承蒙厚爱,多方关照,并资助前往海南之路费”,“每当忆此,热泪盈眶”。

这时,他寓居狭山村,“弊居村山狭山村圆乘院,预定本月25日召开自由亲睦会,邀嘤鸣社诸君”参加,同时也请权八得便时前来。实际上,9月25目那一天,他们邀请赤羽万二郎在圆乘院举行盛大的讲演会。

当然,她辞职的原因不仅仅因为政府的压迫,他和前辈、永沼织之丞校长关系日益紧张,而且他的致命的肺结核已经恶化。

移居狭山以后,他孤独寂寞、心情郁闷,更加深了与深泽父子的亲密友谊。权八对千叶也充满发自内心的同情。千叶离开五日市以后,更深切地感到“五日市公社”就是自己不能分离的“心灵的故乡”。

明治14年10月,政局动荡(所谓明治14年的政变),自由民权运动达到高潮。这时,卓三郎在刚刚诞生的自由觉“章程”和“自由党会员名单”上盖上“叶卓”的印章,大概是考虑正式申请入党。但就是这一年9月,永沼织之丞突然辞去校长职务,离开生活9年的五日市到东京去。五日市各界人士设宴为这位“大先生”饯行。而且,五日市恳请卓三郎任第二任校长,于是,29岁的卓三郎又回到他的第二故乡。


摘自《明治的文化》 第三章 “流浪的求索者”  五 人民宪法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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