劝学篇第二篇

序言

广义地说，学问有无形的，也有有形的，如心理学、神学、理学等是无形的学问，天文、地理、物理、化学等是有形的学问。它们都能使人扩大知识见闻的领域，辨明事物的道理和懂得做人的本分。为了推广见闻起见，或须倾听别人的言论，或须自己努力自修，或须博览群书，所以求学必须懂得文字。但如象古人那样，以为只要能够念诵文字就算学问，那又大错特错了。文字不过是求学的工具，好比修建房屋所用的斧锯一样；斧锯虽然是修建上不可缺少的工具，但如仅知工具名称而不知如何修建房屋，那就不能称为建筑家。正因如此，仅能念诵文字而不能辨明事理的人就不能叫做学者，所谓读论语而不知论语的人。如果能够背诵我国“古事记”而不知现时的米价，就可以说是不懂得过日子的人。又如通晓经史奥义而不懂得经商方法，不能真正从事交易，就可以说是拙于理财之道的人。再如一个人多年尝尽多年辛苦，花掉几百元学费，即使在西学上有所成就，但仍不能解决个人生活，那就是由于不识时务。这等人只能称之为文字批发店，他的功能和会吃饭的字典一模一样，对于国家也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废物，可以又可以称之为妨害经济的食客。可见过日子也是学问，理财也是学问，能够洞察时务也是学问，哪里只有凭念诵日本、中国和西洋的书籍就等于有学问的道理？本书虽然定名“劝学篇”，但不只是劝人念诵文字。书中各项内容是从西洋书籍直译或意译出来的，具体地或者抽象地列举了一般人们应当体会的事项，指出了学问的主要目的。兹将我以前所写的一文作为第一篇，并又引申其意而写此第二篇，再拟接写第三第四篇。

论人与人平等

我在第一篇开首就曾说过：人们有生来就是平等、自由自在和没有上下之别的。今再引申其意，加以阐述：人的出生是天之使然，而非由于人力。他们之所以能够互相敬爱，各尽其责和互不妨害，是由于根本上都是同一人类，共戴一天，并同为天地间的造物。譬如一家之内兄弟和睦相处，根本上也是基于同系一家兄弟，共戴一父一母的人伦大义。

所以如就人与人之间的均衡一致而论，我们不能不说人与人是平等的。但是这种平等并不是现象形态上的平等，而是基本权利上的平等。若就现象形态而论，人间确实存有很大的贫富强弱与智愚之别：有的是诸侯贵族，身居宫殿，衣锦食肉；也有的是脚夫苦力，在陋巷暗室赁房居住，担心当日的衣食；有人施逞才智，充任官吏、豪商而左右天下，也有人毫无智慧，一生叫卖糖果度日；既有身强力壮的摔跤壮士，也有体质娇弱的卖笑娼妓。他们虽有所谓天壤之别，但从另一角度，就这些人的基本权利而论，则是完全平等，毫无区别的。所谓基本权利，就是人人重视其生命、财产和名誉。因为天生人类，就赋与了体力和脑力的作用，使人们能够实现上述权利。这是无论如何不能用人力来妨害的。诸侯的生命和脚夫苦力的生命是同样贵重的，豪商之于万金和糖果小贩之于分文，其当作自己的所有物而守护的心理是一样的。世间有两句不好的谚语：一句说“哭闹的孩子和地头不好对付”，又一句说“父亲和雇主都是不讲理的”。从而有的人说人的权利也可以加以限制。这只是混淆现象形态与基本权利的说法。地头和农民虽然在现象形态上不同，但在权利上并无不同之处，如果农民身上的疼痛发生在地头的身上，也会一样痛，又如把地头爱吃的东西放在农民的嘴里，农民也会爱吃，憎恶疼痛和喜欢美味是人们的情欲，在不妨害他人的限度内达到可以达到的情欲就是人的权利。这种权利在地头和农民之间没有丝毫轻重之别，只是地头富而强，农民贫且弱而已。贫富强弱是人们的现象形态，本来就不能相同。但如现在有人想倚仗富强之势，对贫弱的人肆行无理，以为这也是现象形态的不同，而没有妨害他人的权利，那就好比一个力士以为自己腕力大，就用他的腕力拧断邻人的手腕一样。虽然邻人的腕力本来比力士的腕力弱，但是他那原来就弱的腕力并不妨害他自己的灵活使用，所以不能成为被拧断的理由，只能说被力士拧断了手腕是不幸之至。

兹将上述理论结合世事来谈一谈。在旧幕府时代，武士和平民之间有很大的差别，武士们作威作福，对待农民商人就象现在对待犯人一样，甚至有“格杀勿论”的法律。在这种法律之下，好象平民的生命并不属于自己，而是借来的一样。农民商人要无缘无故地对武士低声下气，在外让路，在家让坐，甚至自己喂的马都不能骑。这岂不是不合理已极吗？

以上所说的是武士与平民个人之间的不公平。至于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就更不象话。幕府和三百诸侯都在他们的领域内建立小政府，任意处理农民商人，有时虽然装着慈悲的样子，其实不许人们保持应有的权利，有很多地方实在令人不忍卒睹。本来政府和人民的关系，如上所述，只是强弱的现象形态不同，在权利上并无不同之理。农民生产谷米来养活众人，商人买卖物品以便利世人，这就是农民商人的职责。政府制订法令，制服恶人，保护良善，这就是政府的职责。政府为着履行这种职责，需要很多的经费，而政府本身没有米谷金钱，故须向农民商人征收赋税，以资维持，但这是在双方同意下获得的协议，这就是政府和人民之间的约束。所以如果农民商人缴纳赋税，严守国法，就可以说是尽了他们的职责；政府征收赋税以后，用之于正当开支，又能够保护人民，也可以说是尽了政府的职责。如果双方都尽了职责，又不违背约束，就不会发生异议，而能各自行使权利，丝毫没有互相妨害的道理。然而在幕府时代，把政府叫做主上，如果替主上办差事，就滥抖威风，一路上白坐轿子，过河不给渡钱，用挑夫不给工钱，甚至这些老爷们还向挑夫勒索酒钱，真是可恶已极。此外又为满足王公贵人的享受好奇心理而大兴土木，或因官吏胡乱办事，浪费金钱，以致入不敷出，于是就用种种名目来增税，还将缴税唤做“报答国恩”。所谓“国恩”的意义，据说是能使人们不愁盗贼暴徒，安居乐业，就算是政府的恩惠。固然人民能够安居乐业是仰仗政府的法律保护，但是制订法律，保护人民本来就是政府应尽的职责，不能叫做恩惠。假如政府把保护人民叫做恩惠的话，那么农民商人向政府缴纳赋税，也可以叫做恩惠了。又如政府把处理人民的诉讼事项说成是政府的烦累，那么人民要在生产出来的十包米中交出五包的租税，也可以说是最大的烦累了。所谓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理是说不尽的。反正如果彼此有同等的恩惠，就没有一方道谢，另一方不道谢的道理了。

追溯这种恶俗的起因，根本上是弄错了人类平等的大原则，把贫富强弱的现象形态用作为非的工具，致使政府倚仗富强势力来妨害人民的权利。因此一个人必须时时刻刻记住平等的原则，这是人间最要紧的事情。用西洋的话说，就是“Reciprocity”和“Equality”。第一篇开首所说的人与人平等亦即指此。

以上的议论虽然好象袒护农民商人，并且似乎有些夸大，但又可以从另一角度来得出其他的论点。大凡处人之道，必须随着对象不同而改易方法。原来人民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是二位一体而有职责的区分，并建立在这种坚定的约束之上：即政府代表人民执行法律，人民则须遵守法律。譬如今天在日本国内遵奉明治年号的人，就成为缔约和同意遵守政府法令的人民。因此一旦制定成国法，即令对个别人民或有不便，在修订以前就不能变更，必须小心翼翼地加以遵守，这就是人民的职责。但是有些不学文盲，连“有理无理”的“理”字都不懂得，除饮食起居外一无所知。由于无学，所以贪欲极深，肆行欺诈，狡避政府法令，不知国法与职责为何物。虽然生殖日繁，却不知教子之道，这就是所谓恬不知耻，愍不畏法的蠢虫。他们如果子孙繁昌，对于国家是无益而有害的。要治理这些蠢虫，决不可喻之以理，除施行威力镇压横行以外，再没有别的办法。这就是世间所以有凶暴政府的原因。不只我国旧幕府如此，自古亚洲各国都是这样的。所以一国的暴政未必只是暴君酷吏所为，事实上又是由于人民无知而招致的灾殃。有人受人嗾使，进行暗杀；有人误解新法，掀起叛乱；有人用强横办法，捣毁富有之家，还有人酗酒偷盗；他们的举动简直不象是人类的行为。对于治理这等坏分子，就是释迦孔子恐怕也拿不出什么好办法，必须施行严厉的政治。因此就可以这样说：假如人民想避免暴政，必须赶快立志向学，提高自己的才德，俾能达到和政府平等的地位，这就是我们劝学的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