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怀疑事物与决定取舍
轻信易受欺骗，怀疑可致真理。何以见得？试看世间愚民，往往轻信人言和书信、小说、传闻；迷信神佛卜筮；父母如有大病，则信按摩之说，或服用草根树皮；儿女出嫁，则轻信星相家的指点，致失佳婿；病不延医而求神拜佛；甚至有迷信不动明王①能镇压邪鬼而绝食丧身者。这些流行民间的恶习，完全与真理有无缘，都是骗术，但因一般人易于轻信，故受其迷惑，所以我说，轻信易受欺骗。
世界文明的进步，是由于人们钻研有形的物质和无形的人事两方面的动态而发见其真理所致。追溯西方各国所以能有今天的文明的根源，可以说都是从怀疑出发。例如，伽利略怀疑天文旧说而发见地动；葛尔华尼怀疑蛙腿的痉挛而阐明了动物净化的过程；牛顿见苹果落地而怀疑，就发明了地心引力；瓦特见壶水烧开上冲而怀疑，就发现了蒸汽的作用。可以说都是由怀疑而引起研究，才达到真理的。如将物质领域搁开，改就人事方面来考察，就可以知道其进步情况也是一样的。例如汤姆斯·克拉莱克逊反对奴隶买卖法律，也是由怀疑出发，结果为天下后世杜绝了人类的悲惨根源。马丁路德怀疑罗马旧教，认为不合理，就进行了宗教改革。法国人民怀疑贵族的跋扈，就展开了革命运动。美国人民怀疑英国成文法的束缚，起来反抗，终于走向了独立自主的道路。试看现代西方许多学者所以能够日新月异地创立学说，引导人们进入文明之域，其要领即在于大胆怀疑古人认为确定不易的学说，大事分析批判，对社会上不容怀疑的习惯也加以怀疑研究。例如今天一般人都认为男子主外，女子治内，好象是天经地义，但密勒的“妇女论”则主张打破这一万古不变的陋习。又如英国经济学者向多主张自由贸易，相信这种主张的人认为这是世界一般的定律，而美国经济学者则提倡保护贸易，建立了独特的经济学说。总之，一种议论产生，就有另一种学说来驳倒它，异说纷纭，不知其极。较之亚洲人民轻信虚妄之说，为巫蛊神佛所迷惑，一闻所谓圣贤之言即随声附和，万世之后还不敢逾越，与之相比，其品行之优劣，意志之勇怯，实不可同日而语。在异说纷纭中探求真理，好象逆风行船，船受风浪打击，时而向右，时而向左，虽航行了几十百里路程，而前进不过三、五里。航海有时还会碰到顺风，而在人事方面，却决不会一帆风顺，要使社会进步，达到真理，只有通过异说纷纭的方式。而各种异说之所由产生，其根源即在于怀疑。所以我说：怀疑可致真理。
虽说我们对于事物不可轻信，但如确系事实，亦不可轻加怀疑，即在怀疑之间，不可不善于辨别取舍，而学问要旨就在明辨此理。日本自开禁以来，人心趋向突然转变，从而改革政治制度，推翻贵族，开设学校，创办报刊，又使铁路、电讯、兵制、工业等百般事务改换了旧的面貌，都是因为对数千百年来的旧习惯发生怀疑，试行改革，才获得这样的成就。但如追究我国人民所以怀疑数千年来旧习的原因，可以说是由于海禁开放，与西方各国交通往来以后，看到他们的文明情况，信以为好，并起而仿效所致。因此怀疑旧习，并非出于主动，不过以相信旧习之心，来相信新鲜事物，即从前信心在东，今日信心转向西方罢了。所以疑信取舍之间是否恰当是很难保证的。我们浅学寡闻，对于疑信取舍问题，未能一一提出讨论，实深内疚。但如考察我国大势与人心趋向，就可以显然看出人们不是流于轻信，就是过于怀疑，而未能信疑适度。兹特申述如下：
东西方人民风俗不同，思想自相悬殊，各国相沿的习惯已历数千百年之久，纵使利害十分明白，也不应骤然强搬硬套，何况利弊得失尚未彻底了解，如欲采用，更须深思熟虑，经历岁月，彻底明了之后，才能决定取舍。但观日本最近社会情形，不论中人以上的改革家，或自称开通先进的人士，开口即赞扬西方文明，一唱万和。举凡一切知识、道德、政治、经济，以及衣食住等细微末节，莫不羡慕西方风尚，争先仿效。甚至有些对于西方情形一知半解之人，也随波逐流，厌旧趋新，何其轻信不疑如此？纵使西方文明高出日本数倍，也未必尽善尽美，其缺点亦不胜枚举。我们既不能相信西方风俗全是好的，也不能怀疑日本的习俗全是坏的。譬如有一青年倾慕某位学者，立志仿效，心机一动，就购置书本文具，日夜伏案苦读，这固然是无可非议的好事。但因摹仿太过，甚至学他的深夜聊天的习惯、不肯早起，以致损害健康，这岂是智者所为？这是由于那个青年只见学者博学而未察其行为好坏，盲目仿效，以致招来不幸。中国有“东施效颦”的一句俗语，就是说美人之颦自有风趣，东施以为可增美丽，竭力仿效，这种行为虽属可笑，但还不足深责。若因所崇慕的学者有睡懒觉这种懒惰而不卫生的恶习，也加以仿效，岂不是更为可笑吗？而今日我国社会上却有很多所谓开通人士和这个青年不相上下。试将东西方的风俗习惯加以比较，再来看所谓开通人士的评论是否合理？例如西方人每天洗澡，日本人每月只洗一两次，开通人士就评论说，文明人欢喜洗澡，促进皮屑的蒸发作用，是很卫生的，不文明的日本人却不明此理。又如日本人在卧室内放置尿瓶，上厕所后又不洗手，但西方人虽在半夜也到厕所去，便后一定洗手。开通人士又说是文明人喜欢清洁，不文明的人不知道污秽是什么，和知识未发达的小孩不辨污秽清洁一样，等到他们进入文明之域以后，终于会仿效西方的优美风俗的。再如西方人民用纸拭鼻，用后抛弃，日本人用布代纸，洗过又用，开通人士忽然灵机一动，把这种小事附会到经济学的大道理上说道：在贫穷的国家里，人民自然会知节省，倘使全日本的人民都象西洋人那样用纸拭鼻，就会浪费国家财产，所以用布代纸，洗过又用，可以说是由于国家贫穷而不得不实行节俭。这些人对于日本妇女耳带金环，欢喜束腰和讲究衣饰，也抬出大道理来，皱眉蹙额地说：不开化的人民不懂道理，违反自然，残害身体，把人身顶重要的部分缚得象蜂腰一般，影响生育，小则祸延一家，大则妨害全国人口的增殖。又说西方人住宅内外很少用锁，旅行时雇工搬运行李，虽然没有上锁，也无被窃之忧；又如招请木工和泥瓦匠承包建筑，不订合同，仍能如期完成，很少发生纠葛诉讼。而日本人却须把每间房子关好，甚至身旁的手提箱亦须加锁，而且还会被窃；建筑包工均须订立书面合同，一字一句都要争执，但仍多违约争讼之事。他们言下不禁叹息。接着盛赞耶稣教，而对异教人民深表遗憾；并谓日本人民好象群盗杂居，万不能和西方各国的自由正直风气同日而语，认为在信仰耶稣圣教的西方国家里，真可以说是路不拾遗。又有人说道：日本人直接吸卷烟，而西方人民则用烟嘴，可见日本人缺乏器械技术，连烟嘴也没有发明。又说如果日本人穿皮鞋，西方人穿木屐的话，恐怕日本人就会不知道足趾作用之大。又说日本人做汤用的豆粉如果是进口货的话，恐怕就不至于这样受人轻视。又说豆腐如能上西方人的餐桌的话，一定会抬高声价，至于烤鳗鱼串和整碗蒸菜也可能被西方人称为世界第一美味就会博得很高的评价。其他类似的事情实在不胜枚举。以下我们再进一步来讨论意义比较大的问题：
假设在四百年前西方产生了亲鸾上人，日本出现了马丁路德。亲鸾上人改革流行西方的佛教，推广净土真宗，而路德则在日本反对罗马旧教而推行新教，那末所谓开通人士一定会评论道：宗教以普渡众生为主旨，不应杀戮人民，如果违反此旨，其余就一无可取。西方的亲鸾上人深体此旨，卧草枕石，历尽千辛万苦，竭尽毕生之力，终于改革了宗教，到了今日全国人民大半受其感化，其教化之宏大如此。上人死后，他的门徒在宗教事务上既不杀戮异教之人，也不被杀，真可以说是专门以德化人。回顾日本情形则大不相同，日本的马丁路德出世之后，即反对罗马旧教，而旧教徒并不轻易服从，以致旧教如虎，新教如狼，虎狼相斗，流血成河，害命伤财，兴师灭国，其祸非文字言语所能形容。野蛮的日本人为了普渡众生的宗教而致生灵涂炭；口称爱敌，而屠杀无辜同类。我们在今天试问其成效，真可以说路德的新教简直不可能使日本人民的半数受到感化。宗教对东西方人民造成的结果悬殊如此，我们怀疑了很久，还不能找出其确切原因。有人说日本的耶稣教与西方的佛教其性质虽然相同，但在野蛮的国家里就会引起互相残杀，在文明的国家里自然会养成淳厚的风气；或者东方的耶稣教与西方的佛教本来就有本质上的区别；或者是日本的路德和西方的亲鸾上人这两位改革宗教的始祖品德有优劣之不同，这些说法是否正确？由于我们见识浅陋，不敢臆断，只有留待后世博学之士来下结论。
然而现在的所谓改革家们，厌弃日本旧习，信仰西方事物，未免过于轻信轻疑，他们以对旧物之心信新鲜事物，但因过于羡慕西方文明，竟类乎东施效颦或竟上述仿效学者睡懒觉的青年相同。甚至对于新鲜事物还不知道有有何可取之处就抛弃原有的一切，以致丧失安心立命的主宰，竟至发狂，岂不可怜？（据医生说近来日本害神经病的和发狂的病人很多。）本来仰慕西洋文明，择其善者而效之是可以的，但如这样不加辨别地轻信，就还不如不信。例如西方国家富强，当然是值得羡慕的，但西方人民贫富不均之弊却不值得效法。又如日本赋税虽重，但如想到英国人民受地主虐待的痛苦，却反而感到日本农民的情况可喜可贺。再如西方诸国非常尊重妇女，固然是件好事，但悍泼之妻凌辱丈夫，不孝之女看不起父母，行为浪漫，就不值得仿效了。今天日本流行的事物，究竟是否都是很好的呢？例如今日的商业公司法是否可行？政府的体制是否合理？教育制度是否良好？著作界的风气是否进步？我们研究学术的方法是否尽善尽美？仔细一想，不禁百疑丛生，几如暗中摸索。现在我们正处于混杂纷乱之中，必须把东方和西方的事物仔细比较一下，信其可信，疑其可疑，取其可取，舍其可舍。虽然疑信取舍得宜并非易事，而我辈学者责无旁贷，却不可不以此自勉。我们认为空想不如力学，更须多读书刊，多接事物，平心静气，放开眼界，以求真理所在，自然会知何者应信，何者应疑。昨日所信，今日可能生疑，今日所疑，明日也许消释，一般学者不可不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