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改革和新文化运动

在一系列资产阶级改革中，明治政府最重视的是教育制度的改革。政府主要领导人之一木户孝允在新政府成立初期就指出，普及学校教育是为谋求国家富强的“今日之一大急务”。1871年他又指出，肤浅地模仿西方人“不是真正的开化”，“要想人才继出，千年不断，只有寄希望于教育”。另一主要领导人岩仓具视1870年也曾指出，“使国家进入文明，走向富强，不言而喻，在于启发人智”。因而在各项改革中，教育改革实行的最早，公布的法令最多，政府拨给教育部门的经费也较其他部门为多。

1871年7月，设立了文部省，统管文化教育事业。1872年8月，文部省颁布第一个教育改革法令《学制》和《关于奖励学事的指示》，开始了有纲领有计划的教育改革。《学制》学习法国的教育制度，规定在全国设立八所大学、二百五十六所中学和五万三千七百六十所小学，废除了德川时代的藩校和各地的寺子屋（设在寺院中的学塾）。《指示》主张教育机会均等，废除德川时代受教育方面的身分限制，要求做到“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根据《学制》的规定，还改变了德川时代以儒学为主的教育内容，转而重视科学技术教育。总之，《学制》确立了近代日本的资产阶级国民教育的方向。

在各级学校中，首先把小学的义务教育作为改革的重点。到1875年，已建成二万四千余所小学，其数目虽未达到《学制》的规定，但亦相当可观，与现在日本的小学数目相近。普通小学的年限是，下等四年，上等四年。下等四年为义务教育。儿童普遍从六岁入学。适龄儿童入学是强制性的，有的地方甚至专门作了“就学牌”以示区别，由警察督促带牌的儿童去上学。有的县还制定罚规，处罚不送适龄儿童入学的家长。有些儿童不能入学主要是因为学费太高，学校的建设维修费用、老师的工资都由群众负担。但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教育制度的逐步健全，近代国民教育不断得到发展，小学入学率不断提高。到二十世纪初，日本终于普及了小学教育，入学率高达98%以上，大大提高了全民族的文化水平。

为了尽快输入欧美先进科学技术，还大力兴办了中等教育、师范教育和实业（职业、技术）教育。明治政府尤其注重高等教育，以培养高级科技人才。1877年，在幕末开成所和医学所的基础上建立了东京大学，设法、理、文、医四个学部。在这前后还建了私立的庆应义塾大学和同志社大学。这些大学兴办初期都不惜重金聘请外籍教授。东京大学的三十九名教授中，外籍教授占二十七名。给东京大学的经费占文部省总经费的40.9%，而外籍教授的工资就占了三分之一左右，有的外籍教授的工资竟超过政府大臣薪金的五成以上。

1869年，明治政府制定了《海外留学规则》，大批向欧美派遣留学生。到1872年已有留学生373人，占用文部省经费的18%。最初派遗的留学生多为华族子弟，成果不显著；以后改为严格选拔东京大学优秀毕业生，他们学成冋国后都发挥了很大作用。

明治政府改革教育的目的仅在于培养为“富国强兵”政策服务的“臣民”。随着近代教育的发展，他们又害怕“自由”、“民主”等思想的传播会危及其统治地位，于是采取种种措施，极力把教育纳入“忠君爱国”的军国主义教育的轨道。

明治政府还提出了“文明开化”的口号。所谓“文明开化”，就是以西方先进国家为榜样，大力移植和建立资本主义文明。在大办近代教育的同时，还由政府领导人和一部分洋学家倡导，在思想、学问、习俗、生活方式等领域开展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推进者和指导者是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把世界上的国家分为“文明”（欧美）、“半开化”（土耳其、中国、日本等）和“野蛮”（澳洲、非洲）三类。他认为“日本应坚决汲取西洋文化”，并把实现西洋文明作为日本的目标。只有这样，日本才能最后达到民族的独立。他认为文明有两个方面，一是“外在文明”，一是“内在文明”。“外在文明”是衣、食、住、行以至政令法律等有形的东西，容易学到手；“内在文明”是人民的思想、风气等无形的“文明精神”，最难学到手。关于学习的方法，他认为“必须先（学）其难者后（学）其易者；首先变革人心，然后改革政令，最后达到有形的物质。”他还认为采取这样的程序和途径才是吸收西方先进文明的最佳方式。

在思想文化方面，启蒙思想家着重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和学问。福泽谕吉1872年写了《劝学篇》，1875年写了《文明论概略》等书，鼓吹“自由”、“平等”、“自主独立”等思想，如《劝学篇》开宗名义第一句话就说，“天不生人上人，也不生人下人”。其销售量达二十万部以上，影响十分广泛、深远。福泽谕吉被誉为“日本的伏尔泰”。1874年，由森有礼发起成立“明六社”，其成员有福泽谕吉、西周、加藤弘之、杉亨二、津田真道、中村正直、西村茂树，箕作秋坪、箕作麟祥等。次年创办《明六杂志》，开展启蒙活动。1870年加藤弘之写了《真政大意》的文章，宣传“天赋人权”思想。津田真道编译《泰西国法论》，宣传实证论和普及西方资产阶级法学知识。中村正直翻译英国作家斯迈尔斯的《自助论》和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弥尔的《论自由》，由于宣传了自由和自我奋斗的精神，洋溢着清新向上的朝气，尤为青年人所爱读。西周则系统地介绍了西方哲学，我们今夭所使用的哲学概念，如主观、客观、理性、现象、归纳、演绎等汉语词的译名，都是由他首创的。

《明六杂志》成为当时政治家、学者和青年学生爱读的刊物。它所讨论的范围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学术、宗教、教育、思想、风俗等各个方面，向社会提供了有关新文化的丰富知识。

报纸和杂志这时也纷纷岀版，如1871年《横滨每日新闻》、1874年《读卖新闻》、1881年《东洋自由新闻》相继问世；1886年《国民之友》和1888年《朝日新闻》等也先后出刊发行。为了推进开化，政府还在各村町设立阅报室。

在生活文化方面，西洋化的速度更快。上至天皇、大臣，下至军人、警察、学生纷纷穿西洋制服。阳伞、礼帽、手杖举目可见，马车、人力车在街道上川流不息，红砖洋楼拔地而起，瓦斯灯闪烁于大街闹市。男人纷纷剪掉头发，竞相“文明”，以至民谣中也说：“敲敲剪发头，发出文明开化声”。天皇带头喝牛奶、吃牛肉，允许和尚吃肉娶妻。还开始采用西方通用的太阳历和七曜制，等等。

新文化运动造成了一个大规模吸收资本主义文明的高潮，但也出现了一些过火的情况，如有人主张日本应使用英语，甚至主张和洋人结婚以改善日本的人种等等；还有一些破坏日本固有文化的现象发生，如烧毁古代佛像，五块钱出卖兴福寺五重塔等。这些被统称为“肤浅的文明开化”。明治十六年（1883）“鹿鸣馆”落成以后，政府的文明开化政策走上“全面欧化”的邪路。尤其“宴会之盛，占今难比”。这边是总理大臣的宴会，那边是外务大臣的晩会。早上，雍雍之声起于东京府知事的官舍，夜晚，锵锵之音响于陆军大臣邸内。特别足伊藤（博文）伯爵主办的化妆舞会，井上（馨）伯爵府内的天览（天皇出席观看）演剧堪称其最。有人评论说：“罗马盛世尚未到达，却把它的弊端先学到手了。”这种“开化”，毋宁说是文化上的奴化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