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社会的自治

当卓三郎和维克尔斯一起来到三多摩地区传教时，他听到一个非常熟悉的名字——永沼织之丞。永沼不就是离他的家乡不远的名振浜永沼塾的塾长吗？他从天保年间就兴办私塾，教农民读书识字、教习武艺，因此在家乡一带颇有名气。戊辰战争时，带领一支军队和政府军作战，十分勇敢，失败后流落四方，现在当上了西多摩郡公立五日市劝能学校校长。卓三郎还听说这所小学里还有2、3名仙台人，于是想找个时间去看看。这种怀旧心情使他深入到西多摩的山村。

另一方面，永沼受到新政府处罚后，小心谨慎，不敢轻举妄动。明治5年，他解散私塾，来到东京，入藤野海南、冈鹿门门下，后被反萨长藩的草莽志士砂川源五右卫门看中，第一次进入北多摩郡砂川村。

源五右卫门是武州名门，先前他家里还养有象仙台义勇队队长竹内寿定、佐藤清这样勇敢倔强约食客十几人。当时，武州西多摩郡五日市村创办新学制公立小学，正好需要校长，于是经砂川介绍，永沼织之丞于明治6年11月任劝能学校第一任校长，时年38岁。

从地图上看，武藏国西多摩郡位于东京附近，是个多山的偏僻地带，清澄的秋川从秩父、奥多摩山地奔腾而下，经过桧原，流入五日市盆地。五日市三面环山，村落集中在秋川奔流的断崖上，因每月逢五集市，所以取名为五日市村。明治9年行政改为町制，劝能学校就成为以这个町为中心的一町四村的联合小学。

但是，校舍还是原先的圣德太子堂，与私塾没什么两样，教员除永沼先生（村里人称他为校长）外，还有二、三个不固定的代课教师。虽说学校位于五日市町内，太子堂的后面就是秋川的断崖，所以傍晚时常有鬼火闪烁、白狐出没，显得荒凉凄寂。开始的时候，学生一共四五十人，教师有的住在太子堂里，有的寄居在附近内山、马场、土屋等几户豪农家里。

学校一创办，深泽村名主的孩子权八就入学读书。他聪颖勤奋，成绩优异，每个月都特别升一级，所以很快就毕业。明治15年任学务委员，反过来照管教师。深泽的挚友内山安兵卫（五日市村世代名主、豪农的嫡子）也在该校任教一段时间，明治11年上京，寄宿于中村正直的同人社，受到自由民权运动思想热潮的熏陶后回到家乡。那时，自由民权运动已在武州一带、五日市地区燃成燎原烈火。

明治12年起，自由民权运动以讲演会、恳亲会、学习会的形式在各地逐渐开展起来，明治13年后迅速发展。首先，1月17日，第十五嘤鸣社在三多摩的中心八王子成立，成立大会十分隆重，东京嘤鸣社社长沼间守一出席祝贺。2月至4月，西多摩的中心五日市的城市知识分子举行各种形式的交流会，请沼间守一、奥宫建吉讲演。一个到五日市采访的记者报道说，这个町有“新闻阅览室”，市民可以自由阅读。阅览室里摆着“全国各种报刊杂志，堆积如山”。千叶卓三郎初露锋芒的五日市，就是这样一个“热潮高涨的村庄”。

明治14年12月，东京嘤鸣社著名的演说家波多野传三郎应邀出席五目市的学术讨论会，听到会员们精辟的发言、讨论，大为惊诧。会员告诉他，“我们从两年多前就开始每个月开三次学术讲演会，经常辩论”。波多野感慨良深：“其慷概悲愤之论旨，其雄辩痛快之言论， 直使懦夫立志奋起”。

这就是“五日市学艺讲谈会”。这种结社就是受到自由风气熏陶的山村群众自发组织起来。学习理论，培养民权的母体。其盟约的第一条是“本会就各种学艺举办壁谈，演说或讨论，交流知识，以期振奋精神”，“本会时常邀请社会高尚之人士座谈、演讲”，同时，“会员为谋求自己知之进步，应阅读本会陈列的各种书籍”。为了吸收新知识他们邀请城市民权家出席演讲会，以提高自己的讨论水平。不久，这些思想的接受主体变成思想的创造主体，从他们当中产生出土屋勘兵卫、常七兄弟、深泽名生、权八父子等农民演说家，很快地，千叶卓三郎也成了他们当中杰出的一员。

明治13年（1880年），千叶已经成为一名第一流的天赋人权论者。他在这年5月致深泽名生的信中尖锐辛辣地抨击明治政府的秕政。他说，政府表面上推行进步，改革政治，“实际上却是最大的自由剥夺者”。国土并非政府所有，应是全体国民（国家）的公有，但是，政府在缔结桦太、千岛群岛交换条约、在侵略台湾时，从未和国家商量，大久保利通和清国政府谈判的时候也没有和国民商量，这无异于对国民的欺骗。由于这种独裁政权的专政蛮横、为所欲为，人民只好拿起武器，奋起抗争，而政府为镇压人民起义花费的“钱财又是出于谁？ 这都是同胞的血汗”，再加上滥发纸币，物价飞涨，人民生活一天比一天痛苦不堪。

然而，更加重要的是，“民权自由应为子孙万代之所有”。虽然明治天皇已经颁布诏书，但政府依然不开设国会，不制定宪法，随心所欲地炮制新闻条例、集会条例，镇压言论，压制国民的权利。这次爱国社总代表片冈健吉上书政府，却被太政官以“人民无权”为由驳回，这可是2府32县（原文如此）人民的代表呀！而改府拒绝这种请感，“这是何等之秕政。苟有志之士闻此无不悲歌愤懑，嗟怨之声不绝于耳，切齿扼腕，抚脾肉而不堪忍受。乌呼！此时此刻，苟有以忧国爱民自任者，应广为国家今日之身心耳目，以致部精神倾力于开设国会，周密审度天下将来之利害得失，辨明宪法于斯民是否有利，此乃维护权理，此乃主持公正，此乃保障自由，此乃创造幸福”。为此，人民必须团结一致，肝胆相照，互相学习，切磋研讨。

在这里，千叶卓三郎痛下决心，要亲自成为“国家今日之身心耳目”，“辨明宪法于斯民是否有利”，使人民“具备权理……公正……自由……幸福”。

这种决心在五日市学艺讲演会不断得到充实加强，终于发展到立即亲自动手起草宪法草案的思想。看来当时他已经决心不依靠别人和组织，要独自完成这项大业。这个决心，正如他在明治13年的一封信中所说的那样，“兹徘徊多摩郡中有年”时形成的。而且，他以这个观点“观察多摩郡中人物”，认为能够“卓然预见，洞察一切事物”的只有深泽名生一人。所以，他一生殷望与名生成为“肝随相照、心心相印、志趣相投、无话不谈”的莫逆之交。

深泽名生（1841-1892）及其儿子权八（1861-1800）不负卓三郎的期望。他们在某些方面比卓三心更具远见卓识，此外，五日市学艺讲谈会的其他团体（如建极党、以文会、忧国组、五日市学术讨论会等）也大力支持卓三郎，例如五日市町长马场勘左卫门（明治14年时45岁）、学务委员内野小兵卫（38岁）、土屋常七（43岁）、前町长土屋勘兵卫（49岁）等都是卓三郎的支持者。

千叶卓三郎起草宪法时，县议员土屋勘兵卫让嘤鸣社的野村本之助把“嘤鸣社宪法草案”（最早的民权派宪法草案）交给深泽，再转给千叶，供他参考。这些被人们称为“土勘”、“土常”、“马勘”的学艺讲谈会领导人在明治15年加入自由党，明治17年10月自由党解散后仍然坚持群众运动，独自向元老院提出《缩短国会开设期限建议书》。

日本一部分评论家认为， 社会对自由民权的理解只是停留在青年学生运动的水平上。这是明治政府对民权运动的诽谤。其实，活跃于各地的民权活动家中。30岁以上要比20多岁的多。昭和元年的左翼活动家里有不少离家出走的知识青年，但自由民权运动与之不同，它深深扎根于大地，有着坚实的基础。从三多摩的情况来看，30、40岁的中年人掌握着运动的领导权，20多岁的青年在外面奔跑活动，但他们大多是一家之主或者家里的长子，负有一定的家庭责任。

从明治14年8月25 日的五日市学艺讲谈会的纪要可以看出，当天出席的会员有30人，其中半数是中年人。五日市的马场勘左卫门、伊奈村的大福清兵卫、户仓村的大上田彦左卫门、深泽村的深泽权八等4人被选为干事，书记是公立小学劝能学校校长永沼织之丞和伊奈村的田岛新太郎。讨论“一局议院之利害”、“出口米谷之得失”、“是否应该废除死刑”等3项议题，其中两项与宪法有密切关系。集会主持人深泽权八的笔记本里抄写有63道“讨论题目”，这些议题明白无误地显示出会议的性格。

议题最多的是为制定私拟宪法必不可少的“有关宪法问题”的讨论，有15道。其次有关“法律”的9道，有关“人权”的6道，这3项几占全部议题的一半。另外，有关“经济”的议题13道，还有政治、外交、军事、日常生活等方面的议题。具体题目有“允许人民携带武器之利害”、“发生内乱等非常时期可否成立护乡兵”、“独立国是否有引渡外国罪犯之义务”等，甚至还有“某男甲接吻有夫之妇某女乙于路上其处分如何”这样令人发笑的题目。

对于皇室，他们从正面讨论“皇宫应建在城市还是乡村”、“是否应该废除贵族”、“缔约权全部委托于政府之利害”等问题。这些问题在千叶起草的宪法草案里都有明确的规定：国帝具有缔约权，“但如事关国家安全及与国民密附（原文如此。疑为“密切”之误。——译注）相关者，抑或花费国家财力，让与、改变局部国土之条约及其修改，应经国会批准，否则无效。”宪法还规定，“民选议会有权讨论行政官员提出的议案，有权修改国帝的议案”；“国会讨论批准与外国的缔约”。

这些限制君主权限的规定在千叶作为蓝本的“嘤鸣社草案”里毫无提及，如果我们逐条分析一下宪法条文，就可以知道他们在进谈会上讨论的内容如何在宪法上表现出来。这项很有意思的研究只能由其他专论另行介绍，因为这不仅要研究学艺讲谈会干事的记录，还要将宪法起草者本人的笔记、会员详细的记录和他们学习过的、圈满红点的法律、宪法的书籍（现存近100本）逐条加以对照、分析。

摘自《明治的文化》 第三章 “流浪的求索者”  三 底层社会的自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