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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川晚期的思想世界(三)改革、批判及叛乱等各种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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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川晚期的思想世界(三)改革、批判及叛乱等各种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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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世纪初开始,统治阶层负债累累,不少官员认为是源于道德及财政问题,因而推动一连串改革运动。但改革浪潮的持续时间是一个比一个短,而且成效不彰。八代将军吉宗是率先领导改革的统治者,他于1716-1745年在位,史称“享保改革”(享保为1716-1736年的年号,但改革则延续至1745年)。稍后1767-1786年,辅佐十代将军家治的田沼意次(1719-1788)为改善政府收入,实施了一系列逾越常规的经济政策。不过田沼生活豪奢,为保守政敌所攻,最后被弹劾下台。松平定信(1759-1829)为田沼的对头,继田沼之后出任首席老中之职,他在1787-1793年实行“宽政改革”,主要政策是稳定米价,削减政府开支,增加财政收入。最后一个改革发生在1841—1843年,史称“天保改革”,目的同样是重振德川体制。总体来说,幕府的改革并无太大成效,反而是一些大名实行的改革效果不错。

改革方式大致分两种,一种可以称为“儒家死硬派”,最具代表性的是18世纪初的德川吉宗及稍后的松平定信。他们的政策是鼓励节俭、反对奢侈、尽量减省政府开支,此外加强道德说教以巩固封建体制。武士既要努力学习,亦要重新重视武艺训练。松平定信亦答应下级武士,以后不论高低级别,只要勤奋及有所表现,即可以晋升到实职。18世纪90年代,松平颁令排斥异端思想,重申朱子学在幕府中的正统性;同时命令推行严厉的监管制度,包括禁止各种色情作品。负责训练高级官员的幕府学塾会每年举办考试,理论上对幕府所有才智之士广开门径,但实际上对下层武士仍未能一视同仁。

另一种改革方式则以田沼意次为代表,他先于松平在1777-1786年任职幕府。稍后的天保改革亦属此类,他们鼓吹掌握或利用时势。与欧洲历史经验相比,此种改革类似重商主义或是国家主义,由国家诱导经济发展,目的是巩固国家权力。田沼一方面学习松平,鼓励农民开垦荒地以增加税收;另一方面比松平更进一步,主张幕府承认商人地位,但商人必须获幕府特许或向幕府缴税方得经营。田沼亦推动对华贸易,借扩大制成品出口以换取白银。他同时鼓励发展科技及翻译西方书籍。

死硬派主张重返先王之道,在意识形态上较具吸引力,但实际上并不可行。时势派主张接受现实,并从中渔利,做法虽然务实,但在意识形态上则备受质疑,难以服人。因此德川统治阶层既意见纷纭不一,亦无决心贯彻时势派的主张。反而一些外藩在政策上更具改革弹性,到19世纪中叶危机来临之际,这些外藩在权力斗争中因此获得优势。
要进行大规模改革的危机感并不限于统治阶层及其官员。到18世纪初,由于商业与教育蓬勃发展,农村中的富农及上层知识分子与城市的武士、商人交往日多,农村的精英阶层的注意力已超出本地范围,渐及于全国政治经济事务。

这些精英阶层热心于在村中寺庙兴办学校,有时亦会送学生到藩塾学习,打破过去由武士垄断教育的做法。一旦掌握学问,这些乡巴佬——有时候亦包括一小部分女性——便会与城里的老师及作家通信,谈论文艺,上至日本古典文学,下至儒家思想,一应俱全,有时甚至唱和、品评汉诗。他们亦会送小孩到京都朝廷或大阪、江户的商屋见习。

很多地区的农村精英后来参加了国学派,本居宣长(1730-1801)是该派创立者之一。国学派出现的原因,部分可以追溯至日本儒者如荻生徂徕等过分推崇中国思想。本居宣长及其他国学者同意荻生以古文为依归的主张,亦仿效荻生利用古代典籍批判时政,要求改革。但本居认为日本人不应求诸外来的汉籍,应从本土知识传统中寻求答案。

由于本居宣长热衷于寻找纯正的日本文化,他不得不转向日本古代典籍,包括712年写成的《古事记》、11世纪出现的《源氏物语》。本居歌颂这些作品,认为它们才真正代表日本民族的核心价值:以同情感性理解别人,所谓善恶之辨不在乎理性而在乎直觉。他把神道提升为人类与诸神间的桥梁,神道虽界定一个神秘境界,但并非完全超越人间,与人间仍息息相关。天皇在此扮演一个关键角色,他是精神与现世连接的中介。

到19世纪初,国学者与其农村信徒间的网络发展得十分迅速。本居宣长的作品并未多谈政治,但他的徒众,特别是平田笃胤(1776-1843),把本居的思想进一步政治化。他们突出忠义这一价值,但却将其广义化。德川时期大部分人都以大名及名藩作为尽忠的对象,但在国学者的提倡下,现在他们已将尽忠对象转化为“日本”。举例来说,德川时期日人多认同自己所居的名藩,故汉字“国”是用以称呼各藩,而非以日本全国为对象。平田提倡超越各藩的忠义,有类今天的民族主义,当日后西方列强入侵日本时,它成为日人回应侵略的基础。平田约在19世纪50年代去世,根据当时的记录,他的信徒约有3 745人,他们很多是老师或国学的热心倡导者。

平田以日本为神道诸神所居之地,因此在宇宙秩序上占有超越地位,日本当前面临的各种内忧外患,证明统治阶层无法履行其对诸神、天皇以及人民的义务。国学派无意直接推翻德川幕府,但他们的言论却造就一种气氛,一旦大动乱及改革条件成熟,便能超越德川体制,举国一致。

对现状批评最深刻而影响又最深远者为水户藩儒士,该藩属德川家族之一,具有继承将军大统的身份。其中最著名的学者是会泽正志斋(1782-1863),他担任水户藩公职,曾著《新论》一书,常为当时倡乱者所引用。该书反对西方,同时亦反对幕府,1825年出版后即在私底下被传抄,19世纪40年代及50年代间在志士中流传甚广。

《新论》指出统治阶层的弱点,大名及他们的高级官员据说生活在恬不知耻的奢华中;面对西方船只年年有增无已的入侵,他们束手无策。书中指责幕府为维护其霸业,有意令各藩萎弱不振,结果整个日本不能应付外国侵略者。群众被视为无知与不忠之人,会泽在书中常讥讽人民的愚昧。当时基督教士可毫不费力地说服大众入教,他为此忐忑不安,深恐日本终有一天会失去其神国特质。

会泽希望统治阶层能任用贤人,并以身作则,重振民间道德风气。对一个改革者而言,这种看法并没有什么特异之处。会泽支持将天皇作为日本象征,拥有实权者应团结在天皇之下,共御外侮。因此书中建议德川加强自身及其权力范围。虽然会泽看似要巩固德川体制,但由于他呼吁进一步尊奉天皇及全面改革内政以应付外患,故实际上有颠覆德川政体的可能性。

德川时期的西方学问被称为“兰学”,原因是荷兰人能在长崎进行贸易,这成为西方学问输入的唯一渠道,亦是另一个催化思想变革的来源。从17世纪40年代开始,幕府禁止输入基督教书籍,不过诸如医术或航海等实务著作,则不在此列。故锁国以后数十年中,仍有一些西文书籍流入,其中有部分更是中文翻译本。 [10]到1720年,书禁开始松弛,以荷兰文为中心的西学开始形成,其在长崎特别昌盛。兰学者最关注的是西方的自然科学、医学及植物学,他们也编撰了不少有关这方面的字典及地图。兰学原本是一门冷门学问,一直到19世纪40年代,兰学者转为研究西方的军事技术,情况才有所改观。

国学、提倡改革的水户学、以兰学为中心的西方学问,对农村上层的半精英者及中下级武士都具有一定吸引力。其诉求亦影响到德川幕府体制下的各边缘部分,如农村、一直与幕府关系恶劣的外样及谱代大名、长崎南端等。

另一个具有颠覆性的思想则孕育在穷苦农民之间。上章已经提及,德川中期以后农民造反案例日渐增多,新宗教运动亦蓬勃发展。几个在德川后期新成立的世俗宗教团体,其徒众数以万计,比较著名的宗教有黑住教(1814)、天理教(1838)、金光教(1857)。各个宗教的创立都是因某些善男信女的神迹启示或重病起死回生,而其教义则从神道或佛教中拾取。入教农民都相信大变乱即将来临,社会应被重新改造,改造后的世界会更公平,人人安居乐业。有些宗教会扮演稳定角色,劝说教众少安毋躁,等待美好的明天;但亦有宗教鼓吹信徒揭竿而起,尽快实现世界救赎。当权者对这些宗教团体是颇为焦虑不安的。

除此之外,德川时期亦曾出现过几次大规模的朝拜运动,进一步松动了农村结构。这些朝拜运动称为“御荫参拜”或“伊势参拜”,因为很多朝拜团的目的地是伊势,希望借此祈求福荫。终德川之世,朝拜事件约60年出现一次,而最后两次的规模尤为庞大。旁观者在1771年曾做过报道,约200万名农民束装上道,前往伊势,神庙中护身符物从天而降。1830年的朝拜规模更庞大,当时日本人口约3000万,据说4个月内有500万人上道前往伊势,朝拜者在路上推挤、唱歌、吵嚷、行乞、偷窃、互相殴打。大规模朝拜行为本身并不具革命意义,但却提升了求变的气氛。

总括来说,到19世纪初,时代的错位这种感觉成为德川思想家的著作及其批判者的一贯主轴。世上事物本不应如此,要赶快采取行动改正过来。所谓改正,意指回到德川初期所刻画的古代先王之道,甚至会泽正志斋在书中亦有意帮助幕府重振声威。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若稍深入到历史背后,很多人思考的对象或利益并不止于幕府,天皇反而成为改革的聚焦点。到19世纪50年代,历史情景又有急遽变化,幕府在屈辱的条件下被迫进入西方世界,向来所企求的行动再加上许多人的不满与野心,民族主义情绪因此发酵滋长,原来的改革思想最终转化成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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